《陌生诗刊》第十期隆重推出＂归来者诗群访谈专辑＂（添加中） 访谈人/张后
【编者按】归来者诗群，在当今诗坛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别且有意思的现象，他们通常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类人物，后受其自身的原因或时代的原因而中断了暂时的写作，几乎是二十年后，他们如候鸟般的不约而同的回归，有人戏称为“还乡团”，老而弥坚的写作风格和诗歌精神，仍然占据在诗歌阵营的最前列，形成诗坛“梅开二度”的别样景观。一个诗人曾感慨系之，“我离开诗歌现场很久了，归来，只是为了在世俗中寻找灵魂的另一个出口”。我相信这是所有归来者的共同心声！
1）洪烛（北京）
张后：洪烛兄，以你对诗坛的了解，你对下一个十年的中国诗歌有何展望？
洪烛：诗人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测诗歌的未来走势，但做一些乐观的估计总可以吧？所谓乐观的估计，其实代表着个人的期望。如果说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多元化，在下一个十年，多元化的步伐不仅不会减缓，还会继续提速。也就是更加多元。诗坛曾经分裂为诸多流派，军阀割据，这种分化将进行得更加彻底，直至分解到个人。到了那一天，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即个性化写作才可能成立。风格独具的大诗人（既非模仿他人又非他人所能模仿）才有望诞生。新世纪前十年总体上是小诗人（不含贬义）的天下，草莽英雄（即我曾称赞的无名英雄）借助新媒体异军突起，大闹天宫，开创了诗歌史中的诗歌史：网络诗歌史。如果说目前网络诗歌尚只占领半壁江山，第二个十年，它将成为主流。应该有大诗人被时势所推举出来，不只代表诗歌界，还可能代表文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跨界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诗歌不满足于仅仅担任文学隐形的先锋，诗人群体将浮出海面，再领整个中国文学的风骚。而那样的大诗人必须像穿甲弹，先是冲出诗歌的种种小圈子，接着突破壁垒森严的文坛，然后在全社会产生爆破性的影响……难啊！但如果我们都不敢这么想一想，将更难了。注定了的：仅仅会写诗成不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大诗人，他还应是文体家，是小说散文评论等诸多文体的全能选手，甚至创造出更适应时代发展与网络流行的新文体或混合文体，最好把文史哲全打通了。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从现在开始已进入中国新诗百年诞辰的倒计时，中国诗歌有这样的需求：把面向社会（而不只是面向诗坛内部）的话语权给夺回来。它丢失了这根接力棒已经很久。它要想有大的光荣，先要有大的梦想。如果说过去某段时间诗人给人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印像，未来十年将以外战、以对外扩张为主。诗人们为了自身的存亡与荣辱将更为团结，更重视集体利益，这与创作上的各行其道并不矛盾。正因各有所长，才可能由衷地相互欣赏。携手打造又一个盛唐。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八十年代是青铜时代，九十年代是黑铁时代，新世纪十年是白银时代。下一个十年应该是黄金时代。与这鱼贯而出的“四个时代”衍生的，是中国诗坛的“四世同堂”局面。老、中、青、少四代诗人共同促进着诗歌的繁华。“老”指生于50年代以前的，“中”指50后、60后，“青”指70后、80后，“少”指90后。新诗风格的丰富性，也因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共荣共存及融会贯通而创历史新高。诗人的集体形像与社会地位将大大提高，这也是诗歌的形像与地位提高的前提。诗人首先应是诗的形像代言人。对诗负责才可能对自己与社会负责。最好的诗是诗人的形像本身，譬如屈原、李白、杜甫，形像比诗更感人。未来十年是诗人注重形像承担责任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好诗才可能流行。诗人才可能让大众心服口服,不再是多余的人。
2）李少君（海南）
张后：新红颜主义写作可不可理解为纯女性主义写作？
李少君：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只是注意到在当下，出现了一个年轻女诗人用博客写诗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现象，就将这种现象称为“新红颜写作”，这个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总体说来，这个说法提出后，我个人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女性诗歌写作、让更多的人关注女性诗歌的作用，也激发了女性诗歌内部的思考、争论和竞争，促进了女性诗歌的活跃，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觉得很高兴。
当然我也理解你的意思，如果说对这种写作潮流有什么寄望，那就是觉得应该强调其中国性和现代性。回顾当代女性诗歌的历史，在朦胧诗时代，舒婷等是最早回复女性美的，第三代中的女诗人则普遍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自白派的风气较浓。而且女性诗歌命名的提出，本身是挪用西方的概念，是在全球性的女权运动的潮流下产生的概念，强调权利平等。而在中国，当时为摆脱意识形态过于强求男女一致，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恰恰是强调性别差异，如早期的翟永明、陈染、林白，均突出女性意识，并且也正是以强化这一点吸引注意力。早期的女性诗歌，西化味道是非常浓厚的。与之相比，“新红颜写作”明显有向中国古典传统回复的特点，这背后也许有国学热、文化民族主义全面回潮的背景。这也是我们使用“新红颜”这个具有中国古典美学色彩的词的原因。但是，毕竟我们处于现代社会，“新红颜写作”群体的现代性也相当突出。张旭东谈既现代又中国的观点，用在这里非常合适，张旭东在评价五四的意义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与现代是对立的，要中国就要回到传统，要现代就要面向西方。但五四解决了这个困局，五四以后，我们发现其实可以既现代又中国，中国从此走向现代，现代并不排斥中国。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包容人类已有的优秀文明文化，最终构建中国新的文明文化。而新红颜写作也应该立足传统，吸取古今中外各种诗歌资源，开拓其新的现代性。因此，我们也强调其“新”。从一些年轻女诗人的创作中，我欣喜地看到了这种迹象，所以愿意对此鼓动推进一下。
当下之所以会出现“新红颜写作”诗歌现象。我觉得有历史、社会及女性本身的成长等多重原因。比如由于教育的普及，女性诗歌创作群体的增长，网络和博客带来的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方便，极大地解放了女性诗人的创造力。而且，女性诗歌和女性经验在以往的诗歌历史中相对薄弱和匮乏，因此反而带来新鲜感和新的创作方式。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诗人的一个对比和参照。女诗人们已经和正在写出一些了不起的诗歌。也许最终将改变当下的诗歌生态，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为诗歌史上留下的女诗人及其作品显然太少。也许从这个时代开始会有所改变。而且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很适合我对“草根性”的强调。再者女诗人大多不陷入圈子之争，相对超脱，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排斥不一样的写作，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成就大器。
3）雪莹（女，黑龙江）
张后：你觉得时间会影响或局限甚至损害一个诗人对诗的感悟吗？
雪莹：排除物理定义，时间是什么？是流水无踪、风过无痕，更是真真切切、点点滴滴的磨损与消逝。时间永在，人类的个体生命只是浩浩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反之，如果没有灵性生命的存在，时间将不具备任何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没有被命名的可能。
人类与时间有着永难拆解的逻辑和情感关系。
具体到一个“诗人”，在不同的时间（年龄）阶段对外物和自我的内心感知当然有所不同，甚至会有颠覆性的变化。在这里，时间不再只是时间本身，由时间的河流裹挟而下的社会形态、人文背景的更迭，将会深刻影响普世价值、审美观念的取向；更有随着个人智识的成长和生存境遇的差别而形成的世界观的变化。
再具体到普遍的个体经验：20岁时写爱情，就是直通通的表达与诉求，眼里、心中、笔底全是我和你，生死不顾，只为得失欢喜和痛苦——井底探头的小青蛙，一角蓝天是唯一也是全部；30岁时写爱情，字里行间开始显露出些许的犹疑——那是初涉世事，尘埃尚未落定的不甘、渴望与恐惧心理交杂的产物；40岁时写爱情，笔锋自然更加内敛、含蓄、委曲，禁忌感初现端倪——大半个身子已埋泥土，可为与不可为成为必然的思考；50岁时写爱情，大多王顾左右而言它，仿佛旧时的点心包裹，要明眼人一层层剥去厚厚的油纸，方可窥到蛛丝马迹——万重山过，爱情的真相一目了然，谁还有心情像西西弗斯那样和自己较劲……
由此可见：时间对诗人感悟的影响不容置疑。
至于“局限”和“损害”则取决于个人悟性、耐力和生活态度等综合因素。最敬重郑玲这样的老诗人，历尽坎坷，阅遍沧桑、诗意的火焰依然炙热。80岁的老人，安然自得地“过自己的独木桥”。深刻与深沉、天赋和境界成全了稚子一样的初心。睿智的通达和坚韧的自信是文字和生命最可靠的支撑。由此我想，对她而言，生命只是前进，遇花赏花，时间不是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4）雷霆(山西）
张后：每个诗人的离开肯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我知道那个苦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最为痛苦的也是最为难捱的时光，你当年是因由什么离开的呢？
雷霆：1994年参加第十二届青春诗会后，突然觉得诗歌难以写下去了。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以前的抒情，除了才华闪烁出的光芒，除了与生俱来的忧郁在，感到诗歌的触须还远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根部。就是说那种单纯的歌唱，美丽，已经成了诗歌往前推进的障碍了。安静的，内敛的，叙说的，诗歌所要的纯粹的文本的元素亟待加强。停下来检点一下，反思一下是必须的，就像一个农民回顾田亩之上的收成那样，是风调不雨顺？还是春风太猛烈？是没把握好播种的节令，还是锄耧的不够到位……二是诗歌写作已严重影响到生存。一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天生的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对大千世界的那种恐惧，对于生活的那种承担，对于家庭的那份责任……过早的以至今生的除了温饱，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生存一旦与写作相冲突，选择那个已是显而易见的。2007年归来之后，实际上也是生活趋于安定之后的一种回归。诗歌在我的生命里，是我的一部分血，一部分泪，。这几年，我坚持写家乡的官道梁，不为声名功利，只想表达一种感恩，用细腻的描述完成一种报答……
5）周瑟瑟（北京）
张后：请谈谈你和你的卡丘主义流派最近有何新的打算？
周瑟瑟：我最近主要忙于长篇小说写作，欠了出版社一个系列长篇没有完成，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写得不紧不慢。工作上的事是一个系列纪录片进入了尾声，但央视新频道要开播，精力与时间扯的太多了。年底有朋友的小说改电视剧要帮着张罗，也会花些时间精力。
卡丘主义最近主要是做了一部电影《美元是张纸》，主要是朱鹰与党争弄的，他们是这方面的高手。这是第一部“卡丘主义”电影，讲的是一个归国的美女编辑，对国内经济学家的采访，最后发现“美元是张纸”这样的卡丘主义命题，故事时尚有趣，具有解构意味，放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的北京，从中可以看出“消解无聊与无知，抵达认识与有趣”的卡丘主义思想。是中国第一部图书电影。图书与电影的跨界作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主持的央视国际“书香中国”数字电视频道将在年底重点播出，并对卡丘主义电影做系列访谈。主要是介绍朱鹰与党争，他们是编剧、制片人、主创人员，我只是敲边鼓。
还欠了一些文债，包括诗人、访谈人张后的访谈，一直忙，没完成，欠文债最不好受。帮蒋一谈审校了一部诗选《被一代――十年诗歌档案》，600多页码，看得我眼睛发绿，但好诗不少，我读的仔细，系统地读到了当下的好诗，很愉快。
另外，还要读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略萨的《绿房子》等多部、米勒的《心兽》等一大堆书，每周都在买书，家里的书房与客厅都满了，大部分没读完，一年又快过完了。《陌生诗刊》这一问简直对我是个警钟，匆匆一年光景又没了。
6）汤松波（桂林）
张后：诗歌诗歌，或诗或歌，你认为诗与歌有界限吗？如果有，在哪里？
汤松波：一首好词就是一首好诗，这个问题放在一百年前，估计根本就不是问题。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诗歌是不分家的，没有谁会将诗与歌词划分为两种文学体载。如果将它们形容成水乳交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们根本是一体，谱曲即为歌，吟唱即为诗。在那些时代当中，诗人就是天然的词作家。多少有名的诗人，本身就精通音律，是非常好的音乐人。不像现在，词作家从诗人中剥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和诗人泾渭分明的一个职业。
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与新诗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新诗有两个走向，一个朝向晦涩、艰深，一个朝向直白、口语化。在这其中，蕴藉中国人传统审美取向，例如淳厚、含蓄、明朗、清雅、雄浑、悲壮、瑰丽、豪放等等情感和意境，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的的确确是在大面积地流失。在这种情况下，诗不再可以“歌”，从形式到意境，都不具备“歌”的可能性。“歌”另起炉灶，不少本身不具备足够的音乐素养和文学学识的新诗作者，也就注定不会成为天然的歌者。
当诗不再可以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还有那么多的好歌。当我们细细研读，可以做出一个基本面的判断，那些好的歌词具备诗的元素。比如说三毛的《橄榄树》、黄霑的《沧海一声笑》、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比如说高晓松的《同桌的你》、许巍的《两天》，甚至是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再到方文山的《青花瓷》《菊花台》……诗仍然是歌的底色。这些优秀的歌词呈现诗的意境，诗的美感，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体现出了作词者的情感，是他们对人生沉思、对生活感悟的高度凝炼，引发了听者深切的共鸣。只有达到这样层面的作品，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反之，只是称为涂鸦。
当代的诗人不应想当然的将诗与歌对立，更不应以随便的态度对待歌词创作。诗人应该介入歌词创作，甚至应该拿出比写诗更认真的态度来写作歌词，著名诗人梁上泉、梁芒父子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这个给人愉悦和美妙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有别人占领。当你一再抱怨我们没有好歌听的时候，抱怨那些写得像顺口溜、甚至像宣传口号的歌词侵袭你的耳朵，不妨认真想一想，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诗人，其实是可以在诗与歌之间做些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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