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人民网报道：重视胡总书记说的了解民意"重要渠道"。为了解广大网民对自己所在省份社情民意通道的知晓程度，10月21日，人民网特别推出人民调查——您知道您所在省份社情民意的受理方式吗？调查包括三个选项：一是知道；二是不知道，没有查询过；三是查不到，不知哪里找。截止23日下午14:30，共有15592人参与投票。其中，11453人选择“查不到，不知哪里找”，占总投票人数的73.5%；选择“不知道，没有查询过”的有3474人，占投票人数的22.3%；选择“知道”的只有665人，占总人数的4.3%。据统计，超过95%的网民不知道、查不到所在省份社情民意受理联系方式。调查显示，超过95%的网民不知道、查不到所在省份社情民意受理联系方式。这一结果既让人错愕也让人悲哀，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网民对所在省份社情民意的受理方式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一是相关部门对社情民意的受理方式没有给予足够的宣传和重视。必须构建社情民意通道，让老百姓有话说，有说话的地方，有和官员直接沟通的机会。为保证老百姓表达通畅，一方面应健全传统的表达通道，比如热线电话、电子信箱、短信等等，另一方面就需要重视网络，构建网络通道，中央对网络民意一向重视，今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网与网友交流时说：“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建立社情民意的网络表达机制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及时解决老百姓的吁求，重视网民的要求，及时解决，否则便会恶化事态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及时回应各种传言，该证实就证实，该证伪就证伪。说到底，建立社情民意的网络表达机制，从根本上说是如何实现“贴近民情、合乎民意、顺乎民心”的目标。总之，“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社情民意通道，官员才能更好地执政，老百姓也才会更好地表达意愿，投身于建设当中去。
 

11月1日，新华网报道：王胜俊：人民法院必须深入基层广纳民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日前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进行调研。王胜俊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基层，广纳民意，问政于民，问计于民。人民法院的本质是人民性，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王胜俊指出，人民法院必须牢牢把握社情民意，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人民法院谋划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真正认识民意，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作为人民法院确立工作思路的依据，制定司法政策的依据，谋划司法改革的依据。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畅通获取社情民意渠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王胜俊表示，人民法院要尽快通过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政策、进行的司法改革、审理的重大案件等，都以适当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群众来访接待制度，搭建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团组织以及普通群众多种形式对话平台。要建立健全涉诉信访矛盾调处机制，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的长效机制，深入社区、乡村，听取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上。
 
11月1日，新华网报道：国务院台办公布《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办法》。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日公布了《台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１２条。制定这个《办法》是为了方便台湾记者依法在大陆采访报道，依法保障台湾记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办法》指出，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应当向主管部门授权的相关机构申请办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注手续。台湾记者在大陆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台湾记者采访时应当随身携带并出示台湾记者采访证。根据《办法》，台湾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台湾记者因采访报道需要，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可以临时进口、设置和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办法》规定，台湾记者应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进行采访报道，不得进行与其机构性质或者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2002年12月2日颁布的《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同时废止。

11月2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公选局处级干部七千余人竞逐,发改委教委热门。11月1日，北京市公开选拔196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截至1日上午10点，已有7310人在网上报名。截至目前在此次公选提供的30个副局级领导职位中，市发改委副主任、市教委副主任等职位报名非常踊跃。11月1日是北京市公开选拔196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网上报名的最后一天，据公开选拔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有7310人在网上报名。 截至昨天，浏览北京公招网(www.bjgongzhao.com.cn)网页的人数近6万人次，有5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关注此次公开选拔，这是本市历次干部公开选拔覆盖范围最大的一次。公开选拔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在此次公选提供的30个副局级领导职位中，市发改委副主任、市教委副主任等职位报名非常踊跃。据初步统计，此次报名参选的人员普遍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
 
11月2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重点突出，整体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为充分展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成果，进一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11月2日,新华网报道：李长春：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11月2日，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圆满结束。会议宣布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表彰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会议表彰了首批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中央文明委决定：授予北京市东城区等32个城市（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街道党工委等200个单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杨英等105名同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事关人民利益、社会和谐。做好这项工作，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改革创新、扎实工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1月3日,新华网发表新华时评:接受人大监督应成为政府人员应有素质。广西北海市人大常委会日前以票决制否决了市政府关于城市环境污染整治的专项报告，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市政府随后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大工作力度，回应人大这一监督结果。一位政府领导表示，虚心接受人大的监督，是政府组成人员的应有素质和工作要求，不能有任何埋怨情绪，而应将批评和监督当成动力，改进和推动政府工作。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对政府专项工作监督的议题，除了通过向人大代表发放表格征求意见，还直接在报纸、网站等媒体发布公告，面向公众征集，从众多反映的问题中，将关注度最高的城市环境污染整治确定为监督议题，将人大依法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在一起，将人大意志与普遍性民意结合在一起。政府对这种监督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群众的态度。积极回应监督结果，检讨工作不足，加快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是值得肯定的姿态。

11月3日，新华网报道，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交通运输部党组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11月5日，新华网报道：深圳市公安局认定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罪不成立。深圳市公安局5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涉嫌猥亵１１岁女孩案件调查结果：以林嘉祥涉嫌猥亵罪立案理由不成立，该事件属林嘉祥酒后行为失当。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大量调查取证结果表明，林嘉祥在此事件中的行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是，林嘉祥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醉酒后对未成年女童做出不当动作，使陈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心灵受到伤害，属于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而且在被陈小朋友父母质问过程中，林嘉祥态度恶劣、出言不逊，社会影响很坏，建议由有关部门作出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11月5日给予林嘉祥撤消党内外职务的处分。

11月3日，新华网报道：国防部征兵办对廉洁征兵作出明确规定。国防部征兵办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兵纪律的通知》，对征兵工作中7个方面的敏感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国防部征兵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欢迎社会各界对征兵工作进行监督。这7项规定是：1、征兵工作要公开透明，不得擅自预留征集名额，不准个人说了算；2、要严格落实优先征集高学历青年入伍、优先征集应届毕业生入伍的规定；3、定兵名单要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公布时间不少于5天；4、要选派优秀干部参加征兵工作；5、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应征青年和新兵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6、各级征兵办公室要向社会公布举报信箱、举报电话，及时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和问题；7、加强监督检查，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热点地区、敏感环节进行跟踪督察。这位负责人说，纪检监察部门将全程参与征兵接兵工作，对在征兵工作中不透明不公开相关信息、违反“两个优先”征集原则，收受钱物，弄虚作假、瞒案不报、压案不查，以及不尽职尽责等情况，一经查实，将依照国家法律及规定严肃处理，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11月3日，中国新闻网报道：陈云林率团抵达台湾，展开历史性访台行程。据本网记者从台湾桃园机场发回的最新消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3日上午11时46分许乘国航包机抵达桃园机场，展开在台湾的历史性访问行程。根据海协会与海基会此前达成的共识，陈云林一行十一月三日至七日访问台湾。两会将在台北举行第二次领导人会谈及工作性商谈，协商解决两岸海运直航、两岸货运包机、平日包机及建立空中直达双向新航路、两岸邮政合作、两岸食品安全等问题，争取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协议。一九九三年“汪辜会谈”签署了《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此后到现在，两会领导人尚未在台湾举行会谈。今年六月中断九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重新恢复，海协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来北京协商、访问。当时，两会即商定今年秋天在台北举行第二次会谈。陈云林此次率团赴台湾访问，是两会制度化协商的继续，也是两会领导人首次在台湾举行会谈。十月三十日，陈云林应台湾媒体的要求，安排时间与包括中新社记者在内的两岸及香港十二家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媒体关心的问题。谈到此行的主要任务，陈云林说，我此次率团访问台湾，是两会六月份约定的事情，属于两会制度化协商。此行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也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与江丙坤董事长进行会谈，协商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邮政合作、食品安全等议题，签署协议；并就如何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两会下轮协商议题安排、加强两会联系与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做出规划。第二，就两岸合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冲击、共度时艰交换看法、研拟办法，并为两会下轮商谈金融合作等议题预作准备。

11月4日，新华网报道：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持续，大批警力上街值勤。11月3日凌晨起，主城区出租汽车营运情况出现异常，出现出租车罢运现象。重庆主城区出租车罢运事件4日上午仍在持续。当日6时至9时30分的上班高峰期内，记者走访城区主要车站、大桥及公路，发现一小部分出租车已正常营运。为保障出租车行驶安全，重庆交通执法部门及警方4日晨部署大批警力上街值勤，但大部分出租车仍以安全受威胁为由拒绝上路。受停驶影响，大量市民选择公交车出行，由于政府适当增加公交班次，城区各主要站点没有出现大批乘客滞留的现象。

11月4日，华龙网报道：重庆政府新闻发言人就出租车停运向市民道歉。就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11月3日凌晨五点半左右，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汽车被打砸，出租汽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造成人民群众乘坐出租汽车困难，影响极坏。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记者问：此次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停运，主要原因是什么？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据了解，造成此次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停运的主要原因是：出租汽车租价不尽合理；出租汽车“加气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非法营运仍然突出；出租汽车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存在矛盾。记者问：停运问题发生后，市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市政府于当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三项措施解决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停运问题：一是市级相关部门通过积极争取，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二是政府将对出租汽车“份儿钱”实行价格管理，凡出租汽车更换车型增加的费用从11月起停止收取；三是公安机关和交通执法部门，继续采取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和非法营运，保护合法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权益。记者问：目前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态度如何？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对市政府提出的解决措施坚决拥护，表示将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工作，从11月4日起全面恢复主城区出租汽车正常营运。记者问：如果再发生阻挠出租汽车正常营运的情况，市政府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历来关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事情。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如果再发生类似问题，公安机关将采取坚决的态度和坚决的措施，对阻挠出租汽车正常经营的非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维护合法经营者权益，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谐。
 
1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十年村民自治：九亿农民最真实的“民主操练”。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颁行10周年。截至2007年12月，全国共有村委会61.3万个，村民小组466.9万个，村委会成员241.1万名；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表示，村民自治10年来取得三大显著成效，村委会组织法深入贯彻实施，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确立。村委会组织法修改，已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正式启动。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摘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据民政部估算，全国已有流动人口1.4亿，未来5至10年，每年至少还会新增600万—800万人。流出的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力，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十分普遍。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表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对我国农村的影响不断加深。如何建立农村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如何保障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民主权利；如何更好地发挥留守人员的参与作用；如何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等，都是实施村委会组织法面临的新课题。2007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直接收到的85件群众来信中，62件涉及村委会选举，23件涉及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比2006年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李学举说，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有待完善。比如，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选举中买卖、伪造选票等行为缺少具体的处罚规定；我国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中缺少保护村民自治权利的规定等。日前，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出台，村委会组织法修改列入其中。据悉，修订草案已由民政部起草完成并报送国务院。李学举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修改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进程，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制保障。
 
11月5日，新华网报道，特稿：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梦想成真。

11月5日，新华网报道：重庆4项配套举措确保出租车行业正常营运。重庆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重庆市政府已启动问责制并决定采取4项配套举措确保出租车行业正常营运。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表示，从11月3日凌晨至11月4日中午，重庆主城区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运营，出租车驾驶员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得不采取停运给广大市民正常工作、出行、生活带来不便。截至11月4日18时，主城区80%的出租车恢复营运。11月5日上午，主城区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表示，重庆市政府已决定对此次出租车停运事件启动问责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崔坚还表示，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重庆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11月5日，新华网报道：重庆“罢运事件”凸显中国出租车行业积弊。在政府责成各出租车公司下调“份儿钱”后，中国西部直辖市重庆主城区的出租车5日上午停止罢运重新上路，恢复正常运营。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造成8000多台出租车停驶两天，全城出租车业务中断，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出租车行业利益纷争的一个“标本”事件。在这起“罢运事件”中，重庆出租车司机提出了天然气供应紧张、“黑车”泛滥、政府执法不规范等诸多理由，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出租车公司收取的“份儿钱”过高，令出租车司机收入大幅缩水。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也证实，引发这一事件的主因是今年出租车公司对“的哥”收取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至70元，由此使一个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将减少2万元以上，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终于导致这次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同样因为“份儿钱”高的问题，湖南、河南、内蒙古等地城市出租车行业近年来也多次发生过罢运、停驶等类似事件。有专家指出，“份儿钱”高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看，则暴露了当前在中国多数城市实行的出租车业特许经营、出租车公司垄断收益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目前拥有的出租车达到96万辆，年客运总量达213亿人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学者余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政府特许制下，出租车公司通过购买、掌控出租车营运权证获取垄断性收益，公司与出租车驾驶员获利严重失衡，成为中国城市出租车行业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这一情况在重庆“罢运事件”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重庆某出租车公司负责人介绍，重庆主城区合法营运的8000多台出租车中，除800余辆出租车属私人拥有权证外，其余车辆的运营许可证均为公司所有。在公司制运营体制下，驾驶员通过自购车挂靠公司获取营运资格，或者交付保证金租用公司车辆营运，而后每月向公司交纳一定金额的管理费用，即“份儿钱”。据此，专家认为当前中国出租车行业乱象的治本之策，在于改变行政特许下的公司化经营垄断运行收益的体制，调整好政府、公司、驾驶员三方的利益关系。余晖认为，政府可以考虑放弃对出租车的数量限制和许可权限制，如改特许经营或公司垄断经营为备案制的低门槛进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加强监督执法，勒令不合格的经营者退出。

11月5日，新华网报道，新华视点：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的现在进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牵动着千万人的视线。自10月14日以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已过大半。截至11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显示，人们仅通过网络提交的意见和建议就达2.3万余条。征求意见工作仍在进行，新医改最终走向“何处”？还需拭目以待。但人们公认，医改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11月6日，东北网报道：哈尔滨6名警察涉嫌打死人案尸检结果公布。 6日下午，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10·11”案件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尸体解剖专家组通报有关尸体解剖鉴定结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一处副处长、副主任法医师王坚代表尸体解剖专家组发布最后尸检结果：根据尸体检验、病理学检验、毒物检验结果，“10·11”案件死者林松岭系头面部受钝性外力作用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据介绍，10月25日，办案单位通过省公安厅邀请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一处副处长、副主任法医师王坚，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一处副主任法医师孙建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法医室主任、主任法医师汪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科学技术处处长(副厅级)、主任法医师李晓钟(全国检察系统业务专家)等4名权威法医专家，并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专家名单，还邀请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顾晓生，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主任法医师陈忆九，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闵银龙等3名权威法医专家，7名专家共同参加了尸体解剖工作，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符国平见证了尸体解剖现场的全过程。依照法定程序，并充分尊重家属的意见，由专家和死者家属共同将尸体检材护送到上海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进行病理检验和化验。综合尸体解剖情况、有关物证病理检验和化验结果，专家组得出了鉴定结论。

11月6日，新华网报道：贵州瓮安县法院公开审理6-28打砸抢烧事件。瓮安县人民法院6日上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肖春平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这是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件“6·28”事件刑事案件。今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一起聚众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财产损失、民警受伤的严重后果。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肖春平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4年1月刑满释放。今年6月28日晚，被告人肖春平对奉命前来瓮安执行维稳任务的福泉市公安车队进行阻挠、谩骂，并爬上警车对围观群众进行煽动，致使车队无法驶离现场，造成三辆警车被损毁。应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瓮安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此案后，将择期进行公开宣判。据了解，瓮安县人民法院对已起诉的其他“6·28”事件刑事案件，还将陆续开庭审判。

11月6日,新民网报道：马英九与陈云林在台北会谈，双方互赠礼物。马英九6日上午在台北宾馆会见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行。马英九办公室人士今天表示，马英九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会面，提前到上午十一时在台北宾馆举行。11月6日，正在台湾访问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举行会面，双方握手问好，未提及称谓。会面持续五分钟后结束。会面时， 陈云林赠送马英九一幅画有马的图画，马英九则赠陈云林一只花瓶。双方迅速离去，场外抗议绿营支持者的热度也稍微平息。陈云林没有发表讲话。

11月6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民进党聚众围困海协会代表 国民党海基会谴责。晚七时许，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及海协会协商代表团，赴台北晶华饭店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欢迎宴会，遭部分绿营支持者围困达数小时之久。至今天凌晨逾二时，陈云林才安全返回下榻的圆山饭店。在晚宴开始前，晶华饭店周围就有一些人士聚集，数名民进党民代甚至闯入饭店叫嚷，与维护秩序的警察推挤。晚宴开始后，饭店外绿营支持者越聚越多。约七时半，结束采访宴会步出饭店的数位大陆记者遭到其中一些人围攻、推搡、辱骂，被在现场维安的警察保护下离去。绿营支持者还堵住饭店所有出口，对出席宴会后乘车离去的国民党籍县市长和民代呛声、丢鸡蛋、吐口水。今天凌晨一时三十七分，警方开始采取强制措施，调派到现场的镇暴警察用盾牌将抗议者推至附近街区。在数波冲突中，有民众和警察受伤。一名抽调自台中的警察遭攻击倒地，头部出血，受伤颇重，仍不忘请求旁边拍摄的媒体记者不要拍他的脸，以免让他的妈妈看到担心。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建荣午夜对于绿营暴力呛声抗议，并造成流血冲突，提出强烈谴责。李建荣指出，海基、海协两会这次协商攸关台湾民生议题，是为台湾拚经济，他希望民进党不要为了一党或个人的私利，鼓动群众，撕裂台湾社会。他也表示，国民党身为晚宴主人，却因少数群众的暴力行为，难以善尽待客之道，造成宾客的不便，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海协会访问团一行人表示歉意。邀请陈云林等海协会协商代表团来台北展开两会商谈的海基会，也发出声明，指来台进行第二次“江陈会谈”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五日晚间应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之邀出席晚宴，结束后准备离开，却被绿营率众包围以致无法顺利离开，被困超过三个小时。这不是台湾善良民众的待客之道。声明指出，民进党的不理智行为，势必会伤害到国际观光客及大陆民众来台旅游的意愿，由此造成台湾观光业的损失，以及国际形象的严重伤害，民进党需负全部责任。

11月6日，新华网发表：用“新思维”应对公共事件－－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回顾。11月3日早晨，重庆市民意外地发现，出租车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天后，当他们一觉醒来时，却发现出租车又满街跑了。短时间内，重庆市委、市政府成功化解了量大面广的出租车停运风波。重庆决策层处理危机时凸现出的“公开透明、以人为本”的行政新思维，对缓和矛盾、化解冲突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次公共事件的妥善处理，为信息时代地方政府处理重大民生问题和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借鉴。8000辆出租车停运：公共事件骤然而至。出租车停运，源于加气难、黑车多、运价低、罚款多等因素。重庆市出租车的动力能源是天然气，但天然气总是供应紧张。出租车司机经常排长队加气，一般要等1至3个小时才加上气，而耽误1小时就少挣40元。同样令出租车司机恼火的是，没有营运资格的黑车明目张胆地与出租车抢生意。此外，出租车5元起步价10年来一直原地踏步，而每年物价都在节节攀升。司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仅够养家糊口，而出租车公司却靠收取高昂的规费牟取暴利。面对这一公共事件，重庆市3日上午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紧急预案。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全力维护运营秩序，组织出租车上路。3日14点，在运管部门的组织下，重庆市已有近800辆出租汽车恢复运营，但这些车大都只运行了一会儿，又“猫”了起来。当晚21点左右，记者看到重庆沙坪坝区一辆上街营运的出租车被愤怒的司机们掀翻。与此同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从这里出发运营。然而不久，许多出租车又返回了广场，因为他们遭到了拦截或打砸。政府依然不懈努力。除交通部门全力组织各出租车公司运营外，重庆市公安局派出保护出租车运营安全的警力也在不断增加。连续几天，全市出动了6500名公安民警和3500名协勤人员上路，进行全天候巡逻，保护出租车安全运营。应急措施收到成效。4日早晨，人们发现街面上已经有了出租车，但大都摘掉了顶灯。据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介绍，截至9点30分，已经有3200辆出租车上路运营；截至14点，开始运营的已经达到4000多辆。然而，这些上路的车辆依然面临危险。据不完全统计，仅4日就有103辆出租车被拦截或打砸，因此运营出租车都不敢安装顶灯。在此情况下，重庆市公安民警一方面全力维持治安，将涉嫌打砸车辆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接受审查，并拘留了少数人；另一方面在关键路段增派警力，确保出租车安全，同时劝说出租车司机安装顶灯。交通部门也多次召集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开会，要求所有车辆必须上路正常运营。为了鼓励出租车上路，重庆市运管局协调出租汽车公司向司机承诺：汽车被砸造成的损失一律由公司负担，并免收今天的“份儿钱”。4日晚，情况发生根本性好转，聚集在重要路段的出租车司机逐渐散去，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5日8点，重庆出租车全面恢复运营秩序。持续两天的公共危机化解了。停运事件发生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便主动邀请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并表示：“主城区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随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每天都将事件进展情况和政府处置措施及效果及时向社会公开。5日，重庆市政府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崔坚说，尽管停运事情已经平息，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重庆市政府将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推进运营体制改革。他介绍，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3天内，重庆市政府充分尊重社会各界的知情权，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发布信息，连续开了4次新闻发布会，这种新闻透明度不仅赢得了市民的称赞，也获得海内外媒体好评。“第一时间”成为重庆市政府处置此次公共事件的工作准则。3日上午，重庆市政府连续召开了几个层面的会议，研究处置方案。重庆机场当即就增加了机场大巴发车密度，由平时的30分钟一班，改为每15分钟一班车。重庆火车站的公交车也加大了发班密度，因此未出现大批旅客滞留火车站现象。下午，针对出租车司机的各种诉求，马上作出反应：重庆市政府已启动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将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关于加气难，重庆市经委已采取措施，增加CNG天然气供应量，增加加气站，维护好加气秩序。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公安、交通配合，规范出租汽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关于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问题，市出租车汽车协会已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调整的意见，现正在征求企业和驾驶员的意见，市级相关部门将加大对出租汽车行业利益分配问题的监管。此外，运管部门将采加强驾驶培训管理，建立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推选行业安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办法，规范出租汽车经营秩序。4日，重庆市政府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三项措施解决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停运问题：一是市级相关部门通过积极争取，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缓解“加气难”问题；二是政府将对出租汽车“份儿钱”实行价格管理，凡出租汽车更换车型增加的费用从11月起停止收取；三是公安机关和交通执法部门，继续采取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和非法营运，保护合法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权益。一系列举措，令重庆市民拍手称快。积极问政于民：凸现以人为本执政“新思维”。这是一场出租车司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座谈会，但它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薄熙来说：“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次事件来认真地加以总结。”情真意切的讲话，赢得了在场群众的热烈掌声。重庆市许多正在运营的出租车都打开收音机，收听现场直播。停运事件不但涉及出租车这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也事关普通市民利益，政府如何当好裁判员，科学民主的制定群众信服的出租车公共政策，只有统筹兼顾，透明公开，问政于民。有网民评论：“此次重庆市却能够把各方代表聚会一处，直面民众诉求，直接解决问题。以开放的心态行政，值得肯定，事实证明，市民不但进一步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对市委市政府公开透明处理危机的做法给予激赏，把应对危机的消极心理化为对城市决策者的深切期待。” 决策施政源于民意，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处置出租车停运事件中凸现出的执政思维，令人耳目一新。不少出租车司机认为，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中，没有回避矛盾，听取基层呼声，不仅承诺加大打击黑车力度，增加供气量，研究票价问题，还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更喜人的是，政府还认识到了出租车管理体制的弊端，发现了一些部门存在的监管漏洞和官僚主义，这才是最大的“以人为本”！在处置公共事件中尊重正当的利益诉求，严格依法办事也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此次事件中，不少出租车司机聚集在重要路段，大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没有堵路集访。虽然公安机关出动大量警力，但主要是维持现场秩序，保护出租车安全，及时控制打砸人员。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晓东说，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比如提升出租车行业协会的地位，促使起健康发育，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使从业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

1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薄熙来与出租司机座谈罢运事件。核心提示：出现出租车罢运事件后，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代表面对面畅谈，不避讳政府的过失，并表示重庆出租车"份儿钱"确实是不合理的。重庆官方在的士罢运后的开明姿态，引人瞩目。出现出租车罢运事件后，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带着3名市委常委、两名副市长与出租车司机代表面对面畅谈，不避讳政府的过失。重庆官方在的士罢运后的开明姿态，引人瞩目。这是一场完全敞开门的座谈会，座谈会对媒体开放，并在网络上现场直播……薄熙来甚至说：“我听说新闻媒体都过来了，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好啊！”此前，一些地方发生同类事件更常见的做法是：控制领头者和策划者，把媒体拒之门外，官员惟恐避之不及。“今天上午我们不干别的，一直到中午吃饭我们就聊这个话题。”薄熙来在开场白中说。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一名加气站工作人员侃侃而谈，讲政府领导为加气站做了多少工作，薄熙来打断他的话，解释说，老百姓、出租车司机好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发表意见，你不能占他们的时间。而其他出租车司机发言。他时不时埋头记录，从未打断过。薄熙来说：“对这次停运，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有意见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反躬自问，研究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他的话，赢得一片掌声。对于司机代表列举的问题，他逐一回应，还为司机算账，用事实得出“份儿钱”过高的结论。在为出租车行业诊断出病因后，薄熙来讲了出具药方的指导原则：政府执政为民，第一要把运营成本降下来，让消费者坐上价格比较合理的出租车；第二要为民，就是为出租车司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两三万人的背后是两三万个家庭，要让他们的收入能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份儿钱应该加以合理的调整，要降低。”他说，监督部门，包括交管，也不能说装个摄像头就得了。要文明执勤，科学执勤，让大家心服口服，要照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次座谈会之前，事件发生当天下午，重庆市政府便主动邀请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事件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并为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第三日，重庆市政府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推进运营体制改革。会上有官员表示，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这体现了一个诚信政府、负责任政府的形象，表现出公开透明、以人为本的行政新思维。”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曹兴权表示，更难能可贵的是，主要领导对深层次的体制和管理问题并未回避，没有推太极式地顾左右而言他。

11月7日，中新网报道，央视女主播柴璐谈被围攻事件：我仍然喜欢台湾。央视女主播柴璐在台湾采访时遭到抗议的“台独”分子认出并围攻。她事后表示不害怕，自己仍很喜欢台湾。早前央视网报道，6号晚8点左右，央视《海峡两岸》栏目女主播柴璐和同行的两位记者采访完毕，从晶华酒店大门离开时，绿营抗议者认出其是央视记者，随后就被包围困住，成为被攻击目标。现场不断有人高喊“柴璐滚回去”，一时间场面混乱。柴璐一行人被挤至角落，逼得动弹不得。台北警方强力介入，围成保护圈，护送柴璐等人迅速上车，才得以脱身。柴璐和两位同事在整个被围攻过程中没有说话和慌张，一直保持沉着冷静，表现得不卑不亢。台湾TVB在报道中也还原了这一场景，当时柴璐被围攻，警察称“她们是记者，不要为难她们，她们是记者，不要为难她们。”柴璐表情镇定，沉稳快步离开，而另一边的女摄影，还在台湾媒体的帮忙之下，推上了警车。报道说，柴璐在经过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后，依旧现身採访现场，穿著米色套装，完全专注在工作上。记者问她：“会不会下次不敢再来台湾？”柴璐说：“不会，不会，我很喜欢台湾。”记者继续问她：“这样的情况你有预料到吗？”柴璐回答说：“因为我周围都是媒体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安全。”

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李铁映文章：中国的改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与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上层建筑的先进性一样，都是空中楼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后落脚点是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如果离开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谈所有权和分配制度，那么，就偏离了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根本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论是最宝贵的。没有自己的理论，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山东费县“剧毒花生”案告破，4名造谣者被刑事拘留。此前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山东临沂费县“剧毒花生致人死亡”造谣案10日有了新进展。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获悉，临沂市公安机关已成功侦破这一随意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王某、闵某等4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9月13日，百度贴吧费县吧中出现一则传闻称：“比三鹿牛奶更恐怖的是费县许家崖镇的剧毒花生，费县许家崖搞拆迁的老姜摔花生后十指溃烂，生不如死，挂了一星期吊瓶。另传闻：一家四口，刨花生时吃了些，结果全部中毒而死。”随后有跟帖说：“上冶镇和新庄镇都有吃花生吃死的”“平邑县地方镇５名受雇收花生民工食用毒花生三死两伤”。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少数网民的跟帖议论，同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恐慌。针对这一情况，临沂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按照上级的要求，立即配合农业、卫生等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调查。至10月22日，调查结果表明，有关传闻均系造谣，“毒花生”子虚乌有。经查：网上所称“许家崖镇搞拆迁的老姜”此人根本不存在，而且周围姓姜的114人中均无剧毒花生致病致死情况发生；全县25家医疗卫生单位自8月20日刨收花生以来均未接收过因食用花生中毒的就诊者；经对费县花生样品检测，均未检出农药残留。在确定这一消息为谣言后，公安机关组织精干力量，对在网上散布假消息，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谣言的犯罪嫌疑人展开调查，并最终将王某、闵某等4人抓获。经过审讯，王某等人供认他们所发帖子均没有事实根据，都是故意编造或者道听途说来的谣言。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两会台北会谈四协议开始提交台立法机构审查。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台北会谈所签署的两岸空运、海运、邮政、食品安全等四项协议，从10日起，根据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规定，陆续提交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决议或备查。四项协议中，《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和《海峡两岸邮政协议》仅需备查，前者将于本月11日正式生效，后者将在签署之日起40日内生效。《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和《海峡两岸海运协议》则需经过决议，最快可于本月21日通过，最慢得经过30天，在台湾地区“立法院”未同意或未否决的情况下，于12月7日自动生效。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有了许多新变化。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清醒认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结构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互动的整体。在这个社会整体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灵魂，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工作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工作。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还要看到，在综合国力的构成中，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软实力。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软实力硬起来，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清醒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历史的经验证明，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估计得太严重，或者看不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都会犯错误。这些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巩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复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做到敏锐而不过敏、冷静而不迟钝，努力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清醒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把意识形态中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社会理想、精神支柱、伦理道德等集中到核心价值体系上来，为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思想理论基础；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动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举起来，打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政治基础；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动摇，不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神聚气，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抓住公民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不动摇，使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清醒认识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大量事实说明，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传播能力的较量。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既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传播体系的宏大工程中，主流媒体肩负着重大责任。清醒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全党重视、加强领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做宣传思想工作的同志要有意识形态这根弦，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增强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宣传思想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虽然不能画等号，但紧密相连。宣传思想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载体，意识形态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灵魂。不能把所有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都看成是意识形态工作，但几乎所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都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影子。我们一定要按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要求，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认真总结我们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与规律，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大力推进新闻宣传事业的科学发展。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中央政府驳斥达赖“中间道路” 拒绝对主权问题做任何妥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10日在北京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每条都是“西藏独立”，中央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朱维群在介绍近期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5人于10月31日到11月5日回国。此次接触商谈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今年以来的第3次。“这次接触商谈，相互在观念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但总的气氛是坦诚的。”朱维群说。在此次商谈中，甲日·洛迪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朱维群说，其各项要求仍然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依然坚持“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套，与中国宪法根本不相容。“可以清楚地看出，达赖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 他说，达赖喇嘛曾经在1987年的“五点和平方案”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中对他提出的“中间道路”做了解释，再加上此次商谈中提交的“备忘录”，可以清楚看出“中间道路”到底想干什么。 第一条，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反复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朱维群说：“主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达赖喇嘛否定中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为他搞‘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这一套寻找法理的根据。” 第二条，达赖喇嘛图谋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即整个西藏、青海的绝大部分、甘肃的甘南自治州、四川的甘孜和阿坝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自治州，乃至其他地方，总面积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朱维群指出，所谓“大藏区”并无历史根据，西藏以外的藏区从来就没有归西藏的地方政权管理过，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西藏地方管理的范围也没有超出今天这个范围。“达赖喇嘛的这个要求还包藏着一个祸心，就是以单一民族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朱维群说，“中国是一个各民族高度混居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之一。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以单一民族来建立自治地方，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就会天下大乱了。”第三条，达赖喇嘛想以“高度自治”为名，否定、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谓“高度自治”，就是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全都要由“藏人”来管理。“按照达赖喇嘛的设计，在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上，近６０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全部推倒，由他们执政、上台，重搞一套。重搞哪一套呢？就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朱维群说。第四条，要求中央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撤走，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中国四分之一国土作为“国际和平区”。朱维群说：“军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会同意把自己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中国也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国土上搞一个‘国际和平区’。”第五条，达赖喇嘛要求在他的“大藏区”范围内把其他民族统统赶走。“五点和平方案”第一条中就明确写着“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流亡政府官员也曾表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权。朱维群说：“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有朝一日达赖喇嘛真的在西藏这个地方掌了权，那么他将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隔离、民族清洗。”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国家、对人民、包括藏族人民有益的事情，”他说，“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对于‘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

11月10日，炎黄春秋发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作者: 吴江。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国新办就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商谈举行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10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等介绍近日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主要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朱维群介绍说，10月31日至11月5日，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五人回国。这次接触商谈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今年以来的第3次。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接见了他们。杜青林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任何违反宪法、否定“三个坚持”的行为都是绝不能允许的。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一种自治形式，不同于一些国家的联邦制、邦联制；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不同于我国在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不允许任何人打着“真正自治”旗号制造民族分裂，损害民族团结。朱维群指出，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我们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行为，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解决其个人前途问题，根本不会与之讨论什么“西藏问题”。朱维群说，甲日等到北京后，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是广大藏民的利益和藏人的代表者”，要求“把所有藏人自治区域合并为一个自治区”，其中有关“真正自治”的各项要求，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企图否定、限制和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威，甚至企图由这个分裂主义集团来修改宪法，从而使他们实际上拥有相当于独立国家的权利。“备忘录”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也就是“半独立”、“变相独立”那一套，这一套与宪法是根本不相容的。朱维群表示，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对此我们绝对不会作出任何让步。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也是敞开的；但是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

11月10日，新华网报道：三亚等地部分出租车罢运要求解决租金过高等问题。10日，三亚和甘肃永登县两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不满一些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以及黑车太多等问题，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接洽以尽快解决问题。目前三亚共有6家出租车公司，全市出租车约1200辆。三亚市政府曾在2007年底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后决定，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全市出租车承包金统一调整为旺季（当年10月至次年3月）每月8000元，淡季（当年4月至9月）4800元，所有出租车单车月承包金平均为5300元，以上承包金含车辆保险及各项代缴费用。聚集上访的出租车司机们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说，他们今天都是自发在此聚集，主要是因为当前一些出租车公司没有执行三亚市政府2008年1月1日起实行出租车承包金的规定，一直在收取7200元左右的高额月承包金，而一些原本下调承包金的公司如今又要求出租车司机补交上月承包金。此外，三亚市场黑车太多，三亚的酒店、机场等地存在大量的黑车在营运，严重影响了合法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等。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重新签的合同一年一签不合理，原来合约期限一般为五至八年；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管理不合理等。出租车司机们说，他们希望三亚市政府解决上述问题，并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三亚市交通局副局长易治军说，出租车司机们反映的问题他们早已知道，本月6-9日连续召开了4天的会议，与出租车公司、出租车代表谈判，并且最终决定，只要最新的合同范本制作好，出租车司机们签订了新合同后，之前多收的月份钱将全部退回。但由于双方尚未接洽，因此交通局的最新决定出租车司机们尚不知情。上访司机们对记者说，如果他们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他们仍将继续上访。受此次出租车司机罢运的影响，记者在三亚市街头几乎看不到出租车营运，上百名旅客滞留机场，游客和市民的出行受到极大影响。罢运出租车司机代表马江山告诉记者，罢运从10日上午9点开始，全县共有合法运营手续的出租车280多辆，参加当天罢运的有160多辆。罢运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非法营运的“摩的”和出租车数量日渐增多，严重影响了合法出租车的收入。截至记者发稿时，永登县出租车仍没有恢复正常营运。马江山等罢运司机表示，他们将一直罢运，直至县有关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取缔非法出租车的明确时间为止。11月14日，三亚市出租车罢运结束，全市出租车恢复营运。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携该市部分主要领导14日15时在三亚市图书馆会议大厅与参加罢运的近2000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对话。在对话会结束后，三亚市1200多辆出租车已经全部恢复营运。江泽林在对话会上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该市部分出租车管理政策延迟11个月未能执行到位向广大出租车司机表示歉意。江泽林在会上郑重承诺：一、各出租车企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出租车承包金政府规定标准，即旺季5800元/月，淡季4800元/月，均价5300元/月，出租车公司自2008年1月1日后多收的承包金，必须在2日内无条件全部退还；二、各出租车企业不得因承包金标准下调而改变合同承包期；三、如出租车公司因不执行政府规定要求而导致经营权被取消的，原车辆司机可到国有公交企业继续承包经营；四、将坚决依法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取缔“黑车”。
 
11月11日，新华网报道，三亚警方：15辆正常营运的出租车在罢运事件中被打砸。三亚市公安局负责人11日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在11月10日发生的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中有21人涉嫌违法，15辆正常营运的出租车被打砸，多名出租车司机遭到不法分子谩骂、威胁甚至受到人身攻击。

11月11日，中国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成为台湾首位被声押的前领导人。台湾检方特侦组侦办机要费案及陈水扁家庭疑洗钱案，今天上午第五度以被告身份传唤陈水扁到案说明。经过6个多小时的侦讯后，陈水扁被检方声请羁押禁见，并铐上手铐，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开羁押庭，等待法官裁决是否要收押。台湾检方特侦组侦办陈水扁家庭洗钱疑案及“国务机要费”案，今天再传唤陈水扁到案。经六个多小时讯问后，检察官认为陈水扁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之虞，且所犯为最轻本刑五年以上重罪，下午向法院声请羁押禁见。陈水扁成为台湾首位被声押的前领导人。

11月11日，新京报报道：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子案宣判，主犯被判刑6年。昨日，湖北天门城管打死拍照男子魏文华一案一审宣判，原天门市城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孙代榜被判有期徒刑6年，原天门市环卫局局长熊巍被判5年，原天门市城管局城南执法大队长鄢志明被判5年，原天门市城管局城北执法大队长胡落红被判3年。判决书称，案发当时20多名城管队员先后两次殴打魏文华，外伤致使魏文华的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两次庭审中，面对潜江市检察院的故意伤害罪指控，孙代榜多次辩称自己没有伤害魏文华的主观故意，且案发后接到城管局通知后配合警方调查属自首。潜江市法院判决称，孙代榜作为天门市城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对天门市城管局组织实施的该次活动负有领导责任，正是孙代榜发出的抢手机指令才导致矛盾激化。其指令本身就含有对魏文华实施暴力的意图。城管人员殴打魏文华，孙代榜未予以制止，对他人实施的伤害行为持放任态度，其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决书称，孙代榜的辩护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其是该次活动的负责人和该案的引发者，对本案严重后果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应认定为主犯。案发后其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自首情节被认定，且对魏文华进行了及时救治，故酌情判处有期徒刑6年。判决书称，熊巍、鄢志明、胡落红三人直接参与了殴打魏文华，但该案发生于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参与围追、殴打魏文华的城管工作人员达20余人，责任难以分清，公诉机关所举证据无法认定三人殴打魏文华的行为最严重，故无法认定为主犯。潜江市法院在判决中解释，三人虽然不能认定为主犯，但都直接参与了殴打，且是天门市城管局下属部门负责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故追究其刑事责任。案发后，三人接到天门市城管局通知后，到天门市公安机关说明了伤害魏文华的事实。判决书还指出，因庭审中熊巍、鄢志明翻供，否认参与殴打魏文华的事实，不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判处有期徒刑5年；胡落红在羁押期间举报他人属实，且被认定为自首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魏文华家属将齐正军和4名被告都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百万。家属认为魏文华生前无冠心病史，对认定其有冠心病的鉴定不服，提出重新鉴定。昨日判决中，家属的民事诉讼和鉴定申请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鉴定结果是公安部专家作出的，有权威性和科学性。魏文华的弟弟魏文中表示，城管人员对魏文华殴打并致死，4名被告最多也只判了6年，判决太轻，将依法提出上诉。评曰：打死一条人命，竟然是五、六年的刑期，可见中国人之贱！

11月11日，北京晨报报道：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推出，卫生部下派10个医改调研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昨天举行的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医改方案坚持政府主导。毛群安指出，有一些人把政府主导与政府增加投入直接划等号，其实政府主导强调的是，在涉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当然也包括投入方向，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保障运行机制、经济政策能够体现公益性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毛群安介绍说，在医改方案正式确定以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方案也将同步推出。他说，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也是这一次医改方案确定的要在近期取得成效的5个工作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卫生部正在研究公立医院改革的方案以及对试点地区的选择。预计在医改方案正式确定以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方案也将同步推出。毛群安昨天还透露，卫生部长陈竺和卫生部9位党组成员将分别率10个调研组，赴全国各地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以使医药卫生改革真正反映社会诉求，体现人民利益。毛群安说，这次主要是根据深化医改过程中卫生部所承担的任务来组织调研，如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等。每个调研组调研二到三个省份，此后将根据调研情况召开讨论会，把基层的想法和成功经验吸纳到医改方案的完善和配套政策制定过程中。
 
11月11日，中新网报道：“四论”作者“皇甫平”: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徘徊期，“计划”与“市场”之争，让大部分中国人不知何去何从。恰在此时，“皇甫平”大胆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这“四论”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二00八年，中国改革走入而立之年，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撰稿人，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上海向中新社记者追忆往事。这位如今深居简出的老报人始终坚持：“改革不可动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句曾经出现在“皇甫平”系列评论中的经典话语，而今仍旧被周瑞金不止一次提及。他坦言，这是当年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时的一句话，放在一九九一年的评论中，显得很恰当，而中国改革进入二00八年，依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与周瑞金谈起皇甫平的改革“四论”，绕不开的是“新闻”两字。借用皇甫平当年的评论作比喻，“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二年一个轮回’”，周瑞金恰恰见证了中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一轮思想解放。周认为，新闻领域的点滴小事，或许就是改革萌芽的“发声筒”。他说，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报纸掀起舆论监督风暴，席卷了党内不正之风，影响强烈。在浓烈的新闻改革气氛下，一九八六年八月，周瑞金拍板决定在《解放日报》一期漫画专刊上刊登两幅领袖漫画。画中，邓小平打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桥牌”，胡耀邦指挥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歌，引起强烈反响。一九八九年一月，周瑞金又拍板决定把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放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又引起议论。周瑞金感慨道，“思想解放、新闻改革就是这样一步步开始走过来的”。时隔十七年，再读皇甫平的改革“四论”，周瑞金认为，四篇评论各有侧重，存在“为改革解忧”的层层递进关系。周瑞金坦言，“四论”中的后二论也颇具深意。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谈到的是“开放的意识”，针对的是“姓社姓资”的诘难，这触及了当时最敏感、最困扰人们思想的核心问题；而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直截了当谈到了人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选任的问题。周瑞金对记者说，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个沉重的话题。在与中新社记者的言谈之间，周瑞金毫不掩饰对于撰写评论文章的喜好。他以简练而颇具个性的话语直陈，“职务可以到龄，责任没有年龄限制；官可以不当，文章不可不写”。作为一位老报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皇甫平”的撰稿人，周瑞金依然时刻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11月11日，新华网报道：何厚铧发表2009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11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2009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他表示，未来一年，特区政府将继续紧贴广大市民的利益和需要，以坚毅的承担精神和务实的施政举措，全力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困难，确保市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持续发展。

11月11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中国官员低调观摩美国大选，不是为了学美式民主。当地时间11月4日8点10分，47岁的奥巴马拿下最关键的弗吉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已经第三次观摩美国大选的张小劲纳闷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次美国选民热情如此高涨。而这一幕，对同行的九名中国民政部门官员来说更是有些新鲜，因为在中国的基层选举中很难看到这样的场面。九名官员中，除两人来自民政部外，其余七人均来自地方。“他们都是省里、县里负责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的处、科级官员，来自贵州、河北、河南、湖北、重庆等省。”一路陪同这支中国观选代表团的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部助理丁源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巧合的是，11月4日也是中国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十周年的日子。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表示，十年来，240多万名村委会干部基本做到了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美国大选当天，九名中国官员和四名学者兵分两路，分别在弗吉尼亚州和加州的县市观摩。早上5点半，他们就从酒店出发，前往设在教堂、社区建筑、市政厅和学校内的投票站，零距离观察美国人如何实践他们的选举权。一直到晚上8点半投票结束，这些特殊的中国观众马不停蹄地走了不下10个投票站，结果令他们大感意外。在内部交流会上，一些官员向丁源远感慨：让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在旧金山的一个县，他们看到了106岁的一个老人来投票。还有一个全身瘫痪、戴着氧气面罩的人来投票。而所有投票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即便有补贴也是微薄的工资，志愿者中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有未到选举年龄的高中生，“他们认为这在中国不大可能看到。”黑人奥巴马的当选也令中国官员惊讶不已。九名中国官员大多为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人，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40年前，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声音是，华尔街控制了美国政府，马上就要被黑人和穷白人推翻。”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刘亚伟说：“他们（中国官员）对美国政治生态演变有了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想法应该会有所改变。” 大选结果出炉后，当地人忙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做什么。在华人聚集的旧金山，张小劲和几名中国官员走进一家星巴克，以已投票选民的身份，要了一杯免费“Vote Coffe”(投票咖啡)，度过了他们抵美十天来最震撼的一天。10月23日，中国观选代表团13人从北京出发飞往纽约，卡特中心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负责全程的费用和接待。跟往年相比，这次观摩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们一路从纽约、旧金山、俄亥俄，再到华盛顿，走马观花地了解美国的选举文化和制度。唯一的不同是增设了一个主题——电子投票技术在美国大选中的应用。“请他们从外国人角度看看电子投票技术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所有的团员都有问卷。”丁源远说。2002年，美国国会颁布《美国投票法案》，规定地方必须运用电子投票技术，力求让投票计票过程规范化。除了回答问卷，中国官员再没有其他作业。而学者则必须每天写一篇与大选有关的博客，回国后还要写一个长篇主题文章，最后集结成书。为了让中国官员对美国大选能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行前，刘亚伟给每个中国官员寄了一百多页的背景材料，并送上了他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吕芳合著的《奥巴马：他将改变美国》一书。这是惯例。从199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开始，中国民政部官员已经去美国观摩了四次，刘亚伟都要给他们准备一些相关的资料。2004年，一位地方来的民政代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孙亚菲，“老听到美国讲自己的文明与民主如何如何，却一直没有机会去了解。总统大选是体验它的最佳时机”。不过，与2004年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相比，中国官员这次造访美国却显得异常低调。除了“民政部官员”几个字外，卡特中心的英文新闻稿中甚至连多少人参与都没有提到。途中，他们也没有接受任何中英文媒体的采访。体验的过程是充实的，却也异常疲惫。用张小劲的话来说，“累得快要吐血”。看一下张小劲10月29日这天的行程就可得知他们的辛苦：早上8时半，到达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中心的老兵纪念堂投票站观选；10点半的早午餐与多年独立进行选举监督的“推动项目”组织的Donita边吃边谈；12点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考察校园竞选动员情况并参观“中文旗舰项目”；下午2时半赶到州务卿办公室访问和座谈；接下来与四个NGO组织的代表会面并座谈；晚上6点半，又与俄亥俄美中友好组织的三位朋友会餐并座谈。去俄亥俄是因为它是传统的摇摆州，去加州和弗吉尼亚则是为了考察当地电子选票的应用。“加州人更愿意选择纸质选票，弗吉尼亚人更喜欢电子选票。”丁源远说。和往年到主要到党部听取如何动员选民相比，这次接触面更加广泛深入。“去了市政厅、地方选举办公室观摩计票全过程。”丁源远说，比如在加州找地方上负责选举事务的第一手官员，带中国官员去看他们分拣、扫描“邮寄选票”的过程。在以往的报道中，媒体很喜欢把中国官员观摩美国大选跟学习美式民主联系在一起，但刘亚伟说，这并非他们的初衷。“两国国情不一样，直接能够去学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但通过相互交流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消除误会。”刘亚伟说，从1998年开始，卡特中心每年都会带美国官员学者去中国观摩村委会选举、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他们也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农村轰轰烈烈的选举，不知道候选人提名可以公开和竞争，不知道可以秘密划票、公开唱票等等。同样，中国官员来美国之前，可能也不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来了之后才有更切身的感受。” 其中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美国选民热情高涨背后，跟美国选民教育密不可分。在加州的一些投票站内，负责语言服务的好多都是年龄未满18岁的高中生。“对他们来说非常辛苦，早上5点到位，布置投票站，调试机器，晚上8点多完工。但他们却做的一丝不苟。”张小劲说， 他还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一岁的女儿去填选票，工作人员在每个小孩身上都贴上“I Vote”（我投票了）字样的标志。等到孩子们真正长大可以投票的时候，他们在热情高涨的同时又不乏理性。在吕芳的想像中，投票站应该是两方对垒，支持者摇旗呐喊才对。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大选当天，吕芳所在小组参观的第一个投票点在弗吉尼亚Falls Church县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他们到那里时刚过6点，投票点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蜿蜒足有一二百米。人群中，有人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有人坐着轮椅，有人自己带着椅子……“但是，整个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激动人心的表现。” 投票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个投票点都有核对选民登记、发放投票证明、指导投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的后面通常会坐着一排监督者，一般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有一半。他们来自不同的政党，对对方政党抱有警惕，但是，也只是静静地坐着，偶尔低声交流一两句。”吕芳回忆。“中国官员认为，中国选民缺乏热情，需要自上而下组织，而美国选民热情很高，不需要动员。他们认为中国选民教育的工作还需要加强，才能赶上美国选民的素质。”丁源远说，中国官员也认为，美国选举制度是用钱“砸”出来的。“投票站一台录像机可能就要5000美金，给每个信封签名拍照的设备要60万美金。他们认为想要高效的机票程序需要很高的成本，这是他们最大的感受。” 尽管成本很高，但代表团团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家良认为，这很值得中国借鉴。“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等结束投票后半小时，就可以产生选举结果，这大大加强了计票的科学性，提高了选举活动的效率。” 其实， 安排中国官员到美国观摩选举只是卡特中心与民政部合作内容之一。此外还包括：建立一个全国村委会选举数据统计系统；由卡特中心在美国和中国培训中方选举官员；卡特中心对制定规范化选举规程、开展选民教育，以及实现选举信息公开化提出建议。刘亚伟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是选民登记和选民身份核实的问题，“在中国，选民登记都是政府来做，而美国是选民自己去登记。”徐家良认为，另一个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是美国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较好的信息沟通。“美国的候选人在参选活动中，始终把选民的利益和意识放在第一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随时通过网络、媒体与选民进行沟通，使选民了解不同的候选人政策，信息高度对称。” 此外，美国选举程序的规范和透明也令徐家良印象深刻。“尽管每一个州、每一县的选举活动有一些差异，但总体的规范是一样的，通过各种方式，确保选民能够正常参加选举。在投票点100英尺之内，候选人不得再进行拉票宣传。一旦发现选民没有在选民名册中，可以通过填写临时选票加以解决，确保选民的选举权。”

11月11日，新华网报道：解读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开。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据财政部测算，此项改革财政预计将减收超过1200亿元，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专家表示，增值税转型可通过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1月11日，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11月12日，新华网报道：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因出国考察滞留不归被开除党籍、公职。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他国不归40多天之后，于近日被浙江有关方面给予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

11月13日，人民网报道：陈水扁通过律师提出十点理由宣布绝食。陈水扁的委任律师郑文龙13日10点左右前往台北看守所探望陈水扁。郑文龙探望完陈水扁表示，陈水扁称收押是事先拟好的剧本，台当局是未审先判，奉命起诉。陈水扁还向透过郑文龙提十点理由宣布禁食。十点理由包括“哀司法已死、悼民主退步、甘愿为台湾坐黑牢”等等。

11月13日，新华网报道：李长春在央视调研，强调切实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13日下午到中央电视台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走改革创新之路，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积极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内国际传播能力。下午2时30分许，李长春来到央视网，走进新闻值班室、播控中心和演播室，听取央视网覆盖和运行情况的介绍，了解网络电视、网民播客上传业务、手机电视等发展情况和车载电视使用情况，并观看现场演示。随后，李长春来到中央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英语频道，看望正在紧张工作的编播人员，并与外国专家爱德文·马亲切交谈，感谢他为办好英语频道作出的贡献。李长春指出，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新闻宣传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条件下舆论传播的新特点新要求，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转变，由以国内报道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努力把中央电视台打造成为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外语国际频道建设，推动电视节目海外落地，使中央电视台的图像和声音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要深入研究国内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善于利用现代传播技巧，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把办好网络电视台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加快建设体现国家水平、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电视台，打造全国性网络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努力抢占网络电视发展的制高点。编者曰：各位记住了，李长春说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以后别一会国家一会又不是国家电视台了。
 
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公安部：万名督察民警将进村入户大走访。公安部警务督察局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在2009年春节前开展万名督察民警“进村入户大走访、问计求策促平安”专项活动。 通知指出，真诚倾听农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入了解农村社会治安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服务领导决策、及时化解矛盾、推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磨砺警务督察队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通知强调，所有督察民警要改进作风，严守纪律，轻车简从，自己解决食宿费用，不给基层增加负担，真正扑下身子，沉入农村了解真实情况。
 
11月14日，新华网报道，民政部：全国已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近600亿元。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截至11月10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不含特殊党费）595.69亿元，其中捐款510.49亿元，物资折价85.2亿元，实际到账捐款509.89亿元，已向灾区拨付、使用捐赠款物合计273.49亿元。民政部副部长姜力指出，为了加强对救灾捐赠资金接收、拨付、使用、管理和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民政部紧急组织开发了“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信息管理系统”，对全国民政、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救灾捐赠统计人员进行了培训，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率先使用该系统，将接收的捐款信息、使用信息全部录入系统，同时做好对捐赠资金的统计汇总上报工作。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都已经使用该系统录入数据。据了解，今后民政部将加强救灾捐赠资金的统筹协调、合理使用。把所有汶川地震救灾捐赠资金纳入管理范围，统筹协调，同时严格捐赠资金的使用范围。 ——对定向捐赠资金，要按照捐赠人意向优先安排使用。如需调整，按照指导意见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对非定向捐赠资金，要根据国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安排使用，主要用于灾区农村居民住房、中小学校、县乡两级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文化等公共设施及配套设备，以及农村道路和桥梁等重建，安排使用到上述范围的捐款不低于非定向捐赠资金总量的80%。同时要统筹地区之间、项目之间投资规模和建设标准的基本平衡，加快捐赠资金使用进度。

11月14日，新华网报道，外交部发言人：中方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4日就萨科齐宣布将同达赖见面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法方从大局出发，切实重视中方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有记者问，据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日前宣布，将于12月6日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奖2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在波兰同达赖见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秦刚说，我们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到其他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也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当前，中法、中欧关系正保持改善和发展势头，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我们要求法方从大局出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承诺，切实重视中方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促进中法、中欧关系稳定发展。
 
11月14日，新华网报道，中纪委监察部：加强监督检查 保证扩大内需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纪律，确保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尽快启动、落实和实施。

11月14日，新华网报道，贾庆林：努力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谐型”政协机关。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对全国政协机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非常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听取工作汇报，提出明确要求。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暨分析检查阶段动员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贾庆林在批示中指出，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政协机关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正在扎实推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希望大家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突出实践特色，着力在转变思想观念、分析解决问题、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努力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谐型”政协机关，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发扬民主、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使政协机关的各项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科学发展，更好地履行职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11月1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35号发布，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1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一个中部省份的思想解放样本:湖南,从行政方式改起。10月29日，湖南省政府召开第十四次常务会议。市政府会议室的桌上，没有摆放任何纸介材料，所以与会者神情泰然。仅仅10天前，10月18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首次尝试无纸化，开全国先河，10天后，尝试成了惯例。以电子文档取代传统打印件，是湖南迈向电子政务的重要一步，也是湖南省解放思想成果的悄然体现。“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谈，一定要联系具体实际，解决影响发展的问题。要努力做到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部署要求，多一些深化、细化、具体化，少一些空话、套话、不管用的话。”对于解放思想，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如是说。（见2008年8月26日本报《声音》栏目）据红网统计，9月至10月，有关解放思想大讨论新闻访问量日均达200万次，相关论坛发布主帖6200多篇，总点击量逾3亿人次。其中，“推动湖南科学发展十大对策建议”征集评选活动，收到电子邮件上千封。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浏览众多网民的对策建议后，感慨道：“在实现科学发展上，要先听群众怎么说，再定我们怎么干；而群众的很多思想、基层的很多创造，已经走到我们领导干部前面。”网络是民意的“晴雨表”，借助网络，获取民意，汇聚民智，网络成了这个中部省份解放思想新的载体。喜欢上网的张春贤不仅身体力行在红网论坛用实名注册，近半年来还先后采纳网民建议，改进高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拆除省委大院烟囱。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各级党政干部纷纷自觉上网查看信息，了解民情，网络成了决策施政的重要资源，也成了执政为民的重要平台。今年7月，长沙市烈士公园管理处在网上发布公示，拟在公园一角占地20亩修建办公楼，长沙市长张剑飞上网浏览，发现有九成多的网民强烈反对，便带人实地调查，最终否定了这一规划方案。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平，以实名注册每天上网，并根据网民举报查处了一批违纪违规腐败案件，成为受网民追捧的“网络红人”。湖南的各级决策者倾心“问计于民”，让越来越多的网民敞开心扉直抒胸臆。9月中旬，中南大学博士生陈杰人与他的多位同学一起在网上发出倡议，号召网民“为湖南的富民强省各尽所能”，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和智慧都有限，但如果能够齐心协力，就会产生累进效应。”
11月14日，浙江在线报道：城管摊贩闹市激斗引百人围观，执法车被掀翻。据执法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今年7月底开始，行政执法部门加强了对五马商圈的管理。温州市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专门成立了一百多人的五马商圈市容管控组，对乱点采取定时、定人管理和机动巡查，并不定期集中整治。以每天7时至23时为重点时间段，实行全天候市容管控。今年9月中旬，该局对五马商圈实施“禁摊”，对市区人民路以北、广场路以南、府前街以东、解放街以西范围内的大街小巷，实行全天候市容整治，严禁摆摊、占道经营等违章行为。严管以来近两个月内，商圈内摊贩几乎绝迹。温州五马街是当地最繁华的商圈，11月12日晚7时，一场执法队员与流动摊贩间的冲突在这里上演。摊贩们聚众掀翻执法公车，阻挡机动车道，造成人民路交通陷入瘫痪。据执法局表示，部分摊贩是蓄意聚众闹事的。11月12日上午，有三个自称摊贩代表的男子来到温州市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要求和副局长刘玉和“谈判”，摊贩提出，执法局禁止他们在五马商圈摆摊，让他们无法生活，他们要求在五马街、蝉街、纱帽河一带摆摊，可以成立公司，进行自律。刘玉和表示，五马商圈、中山商圈、南门商圈是城市的“脸面”，绝不可能让摊贩摆摊，他们已经在市区马鞍池以内等地块设置了多个临时疏导点，他们可以摆到那里。但摊贩说“那些地方谁要摆”，他们必须要在上述的三条路摆摊，“否则就走着瞧”。说完，三个摊贩扬长而去。执法局领导当时就意识到摊贩要有动作了，当晚让巡逻队员增派人手，派了四十多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并且不允许队员单独行动，但是当晚，还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1月12日19时，五马街上，6个女摊贩并排摆起摊卖袜子，在她们后面站着十多个男摊贩。十来个执法队员上前管理时，男摊贩们一哄而上，抗拒执法。19时30分，闻讯而来的更多摊贩围住十余位执法队员，双方争执不下，推搡起来。一名男摊贩倒地。一个女摊贩在人群中大声叫喊“执法局打人了”，场面一片混乱。19时40分，有人喊：“他们(执法局)的领导来了。”一群人一窝蜂围住两位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后据了解，两位中年男子分别是温州市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副局长刘玉和以及局长助理卢克。两人本想劝导几句，不料被重重包围。19时45分，南门派出所十余位民警赶到现场，试图对冲突双方进行隔离，但没有成功，由于市中心人流密集，一转眼，现场有上百人围观。20时10分，派出所民警在重围中带出刘玉和和卢克，并送上警车离去。执法队员也渐渐散开。20时20分，二十多位激动的摊贩将此前倒地的男子抬到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机动车道上，并聚集在路面，拦住过往车辆，车辆转眼排起长龙，交通陷入瘫痪。20时30分，3辆停在路边的行政执法局执勤公车成了摊贩发泄的对象，十余位摊贩依次将前两辆车子掀翻在地，另一辆执勤的皮卡车被他们一起推到机动车道上，用来挡住其他车辆通行。20时35分，派出所民警准备对带头闹事的摊贩进行扣留，只见几位民警架着一位个头较矮的摊贩想带进警车，没想到，在一群同伙的支援下，该摊贩从民警手中挣脱开，向远处跑去。21时20分，民警又增派人手，在路边拉起警戒线，将之前翻倒在地的执勤车扶起来，并将机动车道上的摊贩清开，交通逐渐恢复畅通。聚集的摊贩也渐渐散开。昨晚，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事发当晚执法局已向警方报案。而摊贩方面也在13日下午正式到鹿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报案，称执法人员将一摊贩打伤。由于人员众多，警方表示会继续传讯多名当事人，了解事情经过。温州市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13日下午，多名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将严惩肇事者，依法惩治带头打人者。13日晚，执法人员已继续加大了对五马商圈的整治力度，在整个过程中，仍然坚持文明执法，第一次发现流动商贩采取劝告罚款，第二次暂扣物品，当晚的执法行动得到了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在12日晚事发地点曾经有多名闲杂人员聚集，但到晚上近10点左右，这些人慢慢散去。

11月15日，中新网报道：丽江挂职副市长王志亮相北京，主持论坛妙语连珠。昨天在京主持“职业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论坛时，央视知名主持人、丽江挂职副市长王志透露了其主管招商引资，并在现场发出投资旅游的热情邀请。王志当选丽江副市长后首次在京公开亮相自然会成为论坛关注的焦点。

11月15日，央视国际报道：中央党校县委书记轮训开始，维护稳定成培训重点。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颁布，将县委书记纳入中央党校轮训范围，常态化、制度化的条例透出新意。为期七天共500名县委书记参加培训，如何用心、用脑、用力的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成为培训班重点关注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央党校启动对县委书记集中培训的15天前，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正式颁布，与此同时，1995年9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宣告废止，最引人关注的正是特意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此外，学员在党校的考核情况也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有观察家表示，这将有助于中央层面的重大决议“一竿直插基层”。

11月15日，新华网报道：新医改方案共征求3.5万余条意见和建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活动于11月14日结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15日发布的通报显示，截至11月14日16时，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共收到各类反馈意见35260条。通报表明，从群众意见的具体内容看，群众关注的热点十分广泛，其中，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最多，占总数的37.8%，关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占总数的25.9%，关于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占总数的24.7%，关于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占8.4%。比较集中的意见包括：加大政府投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保障医务人员待遇，加强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建设，改善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大病统筹力度，解决异地医保报销，降低药品费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规范药品招标、采购、配送方式等。此外，还有部分群众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具体的文字修改建议。通报指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这次征求意见活动，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央到基层，从医务人员到普通百姓，各个方面群众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对医改的关心和支持。其中，以医务人员为主的医药行业人员占发表意见总数的55%，农民、农民工、企业员工等基层群众占总数的20%，发表意见的群众以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占发表意见人数的95%左右。通过网络发表意见的群众以青壮年为主，15岁至59岁人群占总数的97%；通过信件渠道发表意见的人群则以老年人居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群众均参与到征求意见活动中，一些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群众也发来意见建议。从对征求意见稿的总体评价看，超过90%的群众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建议。群众普遍认为，征求意见稿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性意见，方向明确、内容全面，首次提出了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一些改革重点，是卫生改革的一大进步。群众普遍赞同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的加快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民覆盖、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五项工作重点，并寄予了较高的期望。

11月15日,新京报报道：罢运事件多发，全国总工会将推动出租车份钱协商制。全国近期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关注。全国总工会相关负责人昨天（14日）表示，正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缺乏合理、顺畅的诉求渠道，才使罢运事件多发。为此，全总办公厅昨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将重点推动以车辆承包费(份钱)等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出租车行业不再单建工会：全总统计显示，目前出租车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70%，而在该行业中，工会组建率低，职工入会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相当严重。而从稳定出发，全总要求，各地“充分认识加快出租车行业组建工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最大限度把广大出租车司机组织到工会中来。全总表示，鉴于目前一些大中城市，已建立了组织较为健全的交通工会、建设工会等产业工会，具有指导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企业工会的职责，因此在区县以上城市不再单独组建出租车行业工会。此外，对已经组建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全总要求，所在地总工会，应在研究和协商的基础上，将出租车行业工会纳入城市交通工会或建设工会领导。全总表示，出租车公司凭借政府特许经营权，设立的“空心化”公司，虽然不是真正的投资者，但却是合法的经营主体，而这种产权归属的不明确，导致出租车企业与司机间难以确定劳动关系。因此各级工会要深入出租车企业，理顺劳动关系，不断创新组建企业工会有效模式。份钱集体协商将成重点：在重庆和三亚的罢运事件中，出租车司机份钱(即车辆承包费)过高是重要导火索。而根据全总对出租车企业工会的部署，它们将重点推动以车辆承包费、工资、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协商内容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以确保职工的收入和社保水平，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同时还应及时掌握和反映出租车司机的合理要求，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根据全总部署，各级工会把尚未建会的出租车企业纳入组建工会的计划，同时抓住有影响的出租车企业作为突破口。全总通知强调，针对出租车行业以司机为主体的普通职工多、管理人员少的特点，要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民主推荐工会委员候选人，“确保能够代表职工利益的人员，进入工会委员会”。昨日，曾与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座谈的当地的哥杨孝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租车司机“肯定都很盼着建立工会，但是我们更关心工会主席是怎么产生”。按照杨孝明的说法，目前，重庆绝大部分出租车公司均未建立职工工会。2005年，重庆一些关心维权的出租车司机，曾经向重庆市工会申请成立行业工会，但被以“条件不具备”的理由驳回，“他们当时主要是说，我们连企业工会都没有，建立行业工会完全没有基础”。杨孝明解释，之前重庆个别出租车企业，曾经有过类似工会组织，“但是当主席的是企业老板，工人们都不愿意参加，因为没有意义，如果今后工会主席可以让我们司机参加选举，我们当然支持。”据了解，根据最新发布的《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企业行政负责人、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等，均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同时选举企业工会主席，应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如按规定执行，杨孝明的担心应该可以消除。在罢运后，重庆市交委曾表示，考虑成立独立的出租车驾驶员协会，但昨日，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员评价说，“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在市级工会的指导下成立企业工会，更有利于职工维权”。北京市出租车协会秘书长鹿献民也认为，“独立的驾驶员没有直接上级领导，在维权的时候会很难和公司对话。”
 
11月16日，成都商报报道：四川阿坝州公选县官，9个职位因报名不足被取消。阿坝州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今日进行笔试。经报名和资格审查，原定的24个职位中，9个副县长职位因开考比例不足8：1被取消。在开考的15个职位中，州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竞争最为激烈，竞争者高达42人。符合开考条件的职位包括汶川县、理县、茂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分管城镇建设的副县长，汶川县、茂县分管交通建设的副县长，州交通局、州规划建设局副局长等。金川县、小金县、松潘县分管交通和城镇建设的副县长等6个职位，九寨沟、理县、黑水县分管交通建设的副县长等3个职位，因为报考人数不足开考比例取消考试。
 
11月16日，中国新闻网报道，许勤：深圳要继续打好改革牌、开放牌、创新牌。15日上午，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在“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广东行——深圳情况介绍会”上表示，在未来新一轮的发展过程中，深圳要继续打好“改革牌”、“开放牌”，还要打好“创新牌”，加快把深圳建设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

11月16日，新华网报道：因环境问题河南偃师市主管副市长被停职。记者从河南省洛阳市日前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获悉，因为下辖偃师市被河南省环保局实行区域限批，洛阳市对偃师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其中对主管副市长实行停职处理。
 
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以““国家级刊物”公开卖稿 千字千元明码标价”为题，报道了《报告文学》卖自重版面的事实。11月28日，新京报报道：《报告文学》主编承认收取版面费。近日，一则关于《报告文学》收取版面费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据了解，目前，湖北新闻出版部门已着手调查《报告文学》的相关情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此事保持高度关注，并展开调查。引起热议的这则消息称：“只需要交钱就可以在《报告文学》上刊登大篇幅的文章。根据字数来确定费用，一般两万字稿件要3万元。如果要杂志社派记者来写，就要先付定金，并且多付5000元稿酬。”《报告文学》创刊于2000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周百义介绍，集团对《报告文学》实行目标管理，每年除向集团上交20万元外，其余自负盈亏。“大家都这么做，就我们倒霉。”《报告文学》执行主编吴双称，自己接任主编前的几年时间，《报告文学》一直亏损。因此，出版社和杂志社商讨，进行一些市场运作。吴双表示，自己当时参考了国内不少报刊“以文养文”的做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收取一定费用，补贴刊物。吴双坦陈，今年已出版的11期刊物，每期128页，都有100页刊登正规、严肃的报告文学，只有20多页刊登软广告。所刊登稿子“首先要确保真实，须县级以上政府盖章，质量也要保证”。 对于“千字千元”的收费标准，吴双表示，“差不多，有时低一些，有些是通过购买刊物的方式”。周百义表示，期刊都要接受读者和市场两方面的检验，如果没有适当的补偿，刊物肯定难以生存。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邵明义介绍，现在允许科技、学术类期刊收取一定版面费，“但报告文学不属于此列”。对于报告文学收取版面费一事，新闻出版部门将视调查的具体情况而定。

11月21日，新华网报道：云南大理“罢运事件”平息 客运秩序恢复正常。记者21日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获悉，经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与罢运司机代表面对面座谈，持续多日的大理州客运司机罢运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从21日上午起，所有罢运客车恢复正常运营。

11月22日，南方网报道：汕头逾千辆出租车罢驶，3名司机被拘。20日，6时30分开始，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为抗议黑车和套牌车“抢饭碗”而全体停运。截至昨晚10时，停运事件仍在持续。期间有停运司机对非法营运车辆和载客出租车进行砸打，有3名的哥因此被警方拘留。截至昨晚10时，停运事件仍在持续。11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汕头罢驶出租车恢复营运，联合执法队伍上路。因抗议非法营运车辆而罢驶的汕头出租车，在汕头市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全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后，已于昨天基本恢复正常营运秩序。据了解，受国内其他城市影响，同时也有社会黑势力挑唆、煽动，11月20日上午，汕头市发生了一宗出租车司机集体上访事件。市区近百名出租车司机在林百欣广场聚集、罢驶，后到市政府上访，反映非法营运车辆多、出租车运营管理不规范和油价高等问题。其间个别人情绪偏激，甚至出现一些出租车围追“黑的”事件，两辆怀疑非法营运的蓝牌车和一辆怀疑因为载客违反了停运司机间约定的出租车被砸烂玻璃,另外一辆红色出租车(疑是套牌车）被掀翻。事件发生后，汕头市有关领导以及市交通局、运管中心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立即赶往现场与出租车司机对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部署有关工作。当晚，出席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赶回汕头，立即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市交通局、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关于事件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同时，汕头市迅速成立处置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解决出租车司机聚集和罢驶问题。11月21日上午，黄志光再次主持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省委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事态原因，进一步部署针对性的措施，以最快速度控制局面，化解矛盾。与此同时，公安部门积极做好上访人员的教育和疏导工作，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并依法依规采取果断措施，严肃查处了6名在现场涉嫌打砸的不法人员，其中3名证据确凿的已被警方拘留，维护了现场的正常秩序。为确保汕头运输市场的正常运作，汕头市委、市政府立即展开了为期半年的整治行动，其间，公安治安、交警、运管等部门从11月20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联合整治行动，随后各部门也将根据各自职能继续开展整治。为确保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汕头市成立了由副市长苏耀光担任组长，交通、运管、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整治工作统一协调、统一指挥。整治队伍由市交通局牵头，运管中心抽调执法人员45名，公安、交警抽调18名，组成9个行动小组。昨天上午，副市长苏耀光率领联合执法队伍上路，严厉打击蓝牌车、套牌出租车、报废车非法营运及外地出租车异地经营的非法行为，还专门到汕兴、兴达等出租车公司，与企业经营者和司机面对面交谈，为他们上路营运解决后顾之忧。苏耀光表示，全市各相关执法部门将不断加大力度打击“蓝牌车”、套牌车、假牌车等非法营运，同时做好重点企业、重点司机的工作，希望他们起到好的带头作用，促使全市出租车司机正常营运。苏耀光强调，汕头市委、市政府有能力、有信心保证全市运输市场的稳定，目前警方已经加强路面巡逻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社会面监控，打击扰乱运输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出租车司机上路安全。接下来，汕头市委、市政府还将组织警力对社会黑恶势力进行严厉打击，汕头纪委和监察部门也已经介入对“黑车”营运背后是否存在官员腐败的问题进行调查。据悉，经过连日来的整治，昨天汕头市出租车营运已基本恢复正常。

11月22日，新快报报道：专家称中国没有真正的媒体只是工具。昨日，中国国内新闻业界、学界领军人物相聚暨南大学，参加“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传媒发展与变革研讨会”，共同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传媒发展历史的经验，探讨当前中国新闻变革走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演讲时说，媒体应该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表达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使社会不至于由于多元化的某种倾斜而颠覆，这就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追求。因此，媒体应该多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弱势群体表达的声音较弱，媒体应帮助其提升弱势群体的声音，起到平衡的作用。喻国明提醒现场同学，“其实，传媒业还是很弱势的。这种弱势不仅仅是对政府权力的弱势，有的时候，记者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强势企业来说，也显得很弱势。总的来说，中国的媒体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份子。”喻国明分析：“前些天记者节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要为记者设立专门的节日？为一个职业为一种人设立一个节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职业、这样一群人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是因为这群人对社会的贡献与回报不成正比，才要专门设立一天，来表达社会对他们的歉意。”中国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发言称，严格意义上讲，3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党的宣传媒体，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如此。现在的媒体随着改革开放，“所有媒体一味正面宣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罗以澄说，传媒的当务之急是要提倡公众的公民意识，为构建公民社会做舆论准备。

11月22日，新华网报道：北京市11部门联手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新政。新政包括降低住房交易税收负担、调整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商品住房价格标准，加大住房消费信贷，特别是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鼓励居民合理的住房消费，活跃市场交易；今后，北京市三环以内每套总价215万元人民币、三环至四环之间每套175万元人民币、四环至五环之间每套165万元人民币、五环以外每套100万元人民币的住房交易时均可享受优惠政策。

11月22日，中新网报道：中央高层高度评价港澳在改革30年中作用。中国改革三十而立，与内地一水之隔的香港、澳门见证了改革成长。“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成绩每一天的变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献”，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香港企业家及时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充当了内地与外界经济联系的中介角色”。其中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已故著名企业家霍英东。霍英东曾经突破封锁，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启动改革开放，霍英东又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由他出资兴建的白天鹅宾馆是内地第一家合资酒店，至今仍屹立在白鹅潭畔。姜增伟因此透露，有中央高层说，港澳地区在推动内地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作用，“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11月22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总工会暂缓与遇困企业工资协商。每年的年头年尾是工会邀约企业协商工资调整的时候，但在今年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将暂缓与经营困难企业进行工资协商。这是记者昨日（21日）从广东省雇主工作会议上获悉的。省企业联合会罗佛光会长表示，目前全省共约2300万名职工，规模以上的企业有40万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目前大约有7000多家中小企业受到影响。尽管一些中小企业关停了，但是整体而言，劳资关系还算比较平稳，没有很多过激的行为发生。在会上，广东雇主工作会议通过了“南方宣言”，号召在今年这个比较特殊的冬天，企业和员工坚定信心，共渡难关。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和谐的劳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省总工会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动员广大员工与企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同时工会将密切关注关停企业中失业员工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这些失业的员工，首先尽可能地安排他们在当地重新上岗，对于一些技能水平达不到要求较难找到工作的员工，各级工会将和职业学校联合举办多种短期培训班，提升技能，使之更符合企业的用人需求。对于一些准备回家的员工，也尽可能地安排火车票等。“目前，大部分员工都已经各有所归。” 孔祥鸿还表示，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所以一些失业员工提早回家过年，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并没有出现所谓“返乡潮”。特别是在每年的年头年尾，本是工会邀约企业根据企业的年度经营情况进行工资协商的时候，但是今年对于经营已经出现困难的企业，工会将暂缓提出调整员工工资的要求。孔祥鸿透露，今年最困难的主要是一些出口依存度高、市场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今年订单减少，已经有企业员工出现了工资负增长的情况。主要是这些企业本来是计件工资，而现在工厂订单减少，员工的工作量减少，工作时间少了，工资也就相应降低了。不过，有些企业相应地采取了在休闲时间集中培训、提高员工技能的措施，而不是直接裁员，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11月22日，东方网报道，俞正声:新政要立足于当前着眼长远。上海市委11月21日下午举行常委会，听取市委年初确定的重大调研课题中，关于上海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课题调研情况、关于上海加强人才培育与引进课题调研情况，关于营造良好金融发展环境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课题调研情况、关于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课题调研情况，关于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课题调研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央最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围绕这一首要任务，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认真研究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各项民生继续改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争取尽快落实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俞正声指出，市委确定的重大调研课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对还未形成相应政策的调研课题，要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突出实践性，加快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既要立足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围绕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目标，有针对性地细化深化具体措施，增强政策的操作性。这些政策性文件涉及需要明确的重要方针、涉及一些制度性的改革，对上海今后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抓好落实，统一协调、通盘考虑，尽快形成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
 
11月22日，新华网报道：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代会，“百年老店”迈出年轻化步伐。中国国民党22日在台北举行第十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增选蒋孝严、吴敦义、曾永权和年青一代的朱立伦、黄敏惠出任副主席，并修改党章，增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青年的比例，使这一“百年老店”的年轻化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会议主题为“同舟共济、战胜逆境、兴利除弊、再造繁荣”。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致辞中说，这次大会是国民党经过8年下野重新“执政”后举行的首次全代会，我们要记住国民党在台“执政”50年下野的原因，也要将民进党“执政”8年导致下野所犯的错误引为警惕。现在是台湾最艰困的时候，当局正为拼经济、为安定社会、为减少失业、为扩大内需努力，全党要团结一致，支持、协助马英九和“执政”团队突破困境，创造佳绩。国民党籍的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在致辞中说，两岸两会日前签订的四项协议，都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得到各地农渔民、工商界的高度支持，也得到国际舆论的欢迎和肯定。在全球金融风暴侵袭下，当局遭遇施政困境，民众生活比以前辛苦，但当局已提出“振兴经济新方案”，希望“朝野合作、不分蓝绿、挽救经济”。他表示，当局一定努力让台湾更繁荣、两岸更和平，让台湾冲破逆境、再造繁荣。会议对国民党党章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包括：将中常委由33席增至39席，增加6席指定中常委，包括5名本党籍政务官和国民党青年工作总会总会长；党代表中青年比例不低于10%；中央委员中青年比例不低于10%；强化对党员廉洁的要求，将党章中的廉能条款修正为党员涉案如一审有罪停权，二审有罪撤除党籍或开除党籍。国民党现有副主席江丙坤、林丰正与詹春柏3人。此次拔擢1961年出生的桃园县县长朱立伦、1959年出生的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出任副主席，受到岛内舆论普遍关注，被视为国民党这一成立114年的“百年老店”在年轻化上采取的重大举措。

11月23日，东方早报报道：各地进京讨钱 发改委门口车水马龙。近来，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发改委大楼车水马龙，“发改委附近的宾馆几乎全满了，上京要钱的各地官员应接不暇。”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中国经济。4万亿“国十条”后，各地陆续布局投资规划蓝图，动辄千亿元的投资让人不禁感叹30年改革开放后地方财政的资本实力，但同时不免生疑钱来自何处？十年前那一幕幕“基建大跃进”是否又将重演？还有那万亿投资到底是谁的狂欢？“国十条”之后，各地政府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地方未来几年投资项目的同时，更为争取中央资金挑灯夜战。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在“国十条”公布的第二天，就带领一个从省发改委、建设厅、国土局、环保局等各部门抽调的小组，前往北京，住进了距离国家发改委十分钟路程的国宏宾馆。河南也慢了。安徽和广东在“国十条”出台之前，就奔赴北京了。

11月23日，新京报发表时评文章：主政官员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从贵州瓮安事件，到重庆出租车罢运，再到甘肃陇南上访群众聚集冲击市委机关的“11·17”事件，以及广东汕头市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的“11·20”事件……最近，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具体原因，但处理策略是否理性，政府行动是否快捷，直接影响着事态结果：有的和平结束，有的则演化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防暴警察的出场和“少数不法分子”的被抓收场。目前的这些群体性事件，多是群众或利益群体向当地政府部门表达不满，有明确诉求，但议题单一，一般涉及行业和地区问题。有的是要求维护自身利益，比如重庆的出租车罢运是抗议经营者每天50元的“份儿钱”，汕头出租车司机罢运则是抗议黑车、套牌车；有的则仅仅是“讨个说法”，陇南的拆迁户到市委上访，就是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做出答复；有的是群体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形成的积怨爆发，如云南孟连胶农与警察冲突而发生的“7·19”事件。 这些群体事件的起因绝大多数是群众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声音。综合分析这些事件不难看出，如同地震发生后有“黄金72小时”之律，群体事件发生后也有“黄金24小时”之策。也就是说，如果当地政府部门在24小时内快速反应，与诉求者及时对话，了解内情，公布准确、真实的讯息，提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群体事件通常就会暂时平息，不会激发出打砸抢、放火、伤人等暴力行为，“被少数坏人利用”的可能性也会减少。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是危机处理较成功的案例。11月3日8000辆出租车罢运，2小时后重庆市即召开紧急会议，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下午有近800辆车恢复运营，但不久这些车又停运了，部分车辆遭到拦截或打砸。很快，重庆市组织上万名执勤人员保护出租车运营，承诺解决出租车司机遇到的问题。4日晚，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随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官员受到处分，政府承诺还将解决其他问题。而比这更容易解决的甘肃陇南拆迁户上访事件、广东汕头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当地政府则没能在“黄金24小时”内做出积极反应，浪费了平息事态的大好时机。前者只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信访劝解”，自然不能服众；后者首先采取的行动是“调集防暴警察”，记者征询事态真相，交通局工作人员说“去问市委宣传部”，交警支队表示“我们不知道罢运这事情”，结果便有停运司机组成“猎杀小组”砸打非法营运出租车，事态随之升级。如果要追问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如同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杨锦昆在通报孟连事件处理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多是“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所以，要减少此类群体事件，从根本上说，当地政府要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打通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要迅速采取富有建设性的积极行动，主政官员不但要学会倾听与及时处理，更要敢于直接面对诉求者，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要善于从类似事件中获得教训，准备预案，防患于未然。
 
11月23日，新京报：中国社保30年变迁 由单项突破变为综合改革。新京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社保体制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郑功成：1978年到1985年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前的准备阶段，这段时间发生的很多改变虽然不能和后来的社保改革相提并论，但是的确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比如国家重新设立民政部，主管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等，劳动部门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措施。民政部在八十年代中期是推动社保制度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力量，劳动部门也密切关注原有的劳动保险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个别地区开始尝试改进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进，在原有的单位保障制下，同时又加入了与效益挂钩的因素，部分老国有企业日益难以承担职工医疗费负担和养老负担，而新成立的国有企业则相对轻松，因此一些国企开始尝试让职工分担部分医疗费用，一些地方的某些行业则对职工的退休费用进行统筹。这些试验在当时被认为是直接损害了职工权益，但是它揭示了原来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国家-社会保障制。从1986年开始，中国社保制度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年代。1986年有几件大事发生，第一是在“七五”计划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这一概念，而且单独设章节阐释了社保的改革与社会化的问题。此外，那一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前者明确用合同制取代“铁饭碗”，并且规定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后者虽然在当时并未成为真正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安排，但是它确实是为了满足企业破产和职工失去工作时对失业期生活保障的需要，因此具有制度创新的意义。第三，那一年劳动人事部颁发了一个规定，强调外资企业必须缴纳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这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社保单位化的烙印，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家-单位保障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新京报：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各方面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在你看来，难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郑功成：这个关键是理念不清，就是社会保障到底是要社会公平还是要效率。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取向，市场经济无疑讲效率优先，这个原则也被不恰当地体现在社会保障政策上，从而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很难去谈公平、普惠这样的问题。新京报：这种取向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转变？郑功成：1998年，这对于中国社保制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1993年到1998年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各地都出现了医疗费用不能报销之类的问题，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应当获得的养老金，失业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所以高层开始意识到这个取向出了问题，就开始着手改革。社保制度也从这一年开始，由被动的配套转为基本的社会制度，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的第一年，有几项改革非常醒目。首先是提了一个“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即确保离退休人员按时领到养老金，确保下岗职工按时领到生活保障金，同时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这些都体现出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开始回复到了社保的本质。1998年的新一届政府还进行了机构改革，这样管理体制也基本理顺了。以前养老保险是民政部管农村，人事部管机关事业单位，劳动部管企业，铁路、邮政、金融等11个行业还自己搞行业统筹，管理体制非常复杂混乱。1998年机构改革后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当然今年这次机构改革又将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新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样就好协调了。这十年的路子肯定是选对了，首先我们恢复了公平的价值取向，只有把握了这个才能谈别的。然后这十年间社保制度由单项突破变为综合改革，之前都是试点，比如这里搞养老保险，那里搞医疗保险，但是1998年就都开始考虑综合改革试点，到2000年中央政府正式确定在辽宁进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验，是一个突破。在这种全面突破中，政府也真正成为主导者，以前政府牵头，但是不对改革承担财政责任。1998年以后政府主导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定上，也体现在国家财力对社会保障改革的直接补贴上。

11月23日，新华网报道：我国加强“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中国中央编办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公告，加强“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和规范注册服务行为。公告规定，政务、公益中文域名包括“政务”、“公益”中文顶级域名和“政务.cn”、“公益.cn”二级类别域名。“政务”中文域名是适用于中国党政群机关等政务部门的专用中文域名；“公益”中文域名是专门用于从事公益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机构的专用中文域名。

11月23日，中国网、新华网等网络报道：辽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履新，曾派警察进京抓记者。11月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在报道一条关于发展当地经济工作的会议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张志国的名字和身份，但是给张志国一个特写镜头，他桌前的身份牌写有“轻轨办”的字样，披露了原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的新职务是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全国的关注，互联网舆论汹涌。铁岭市委于24日发布公告称：“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24日，11月24日，中共铁岭市委发布公告表示，迄今为止，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是辽宁省重点工程，今年5月，铁岭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决定成立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领导小组，由袁卫亮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根据工作需要，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务。办公室由发改委、交通局等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考虑到张志国正赋闲在家，就让他到办公室临时负责，帮助跑点具体事。”25日，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东北新闻网上发布了“中共铁岭市委公告”，公告内称“经查，关于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市委重申，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市委责令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撤销关于委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的动议。”今年年初,张曾派人到北京试图拘传披露西丰县丑闻的记者,因此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也闻名全国。

11月23日，新华网报道：北京加大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补贴力度。北京用人单位招用城镇失业人员的，将主要享受包括社会保险补贴、工资性岗位补贴在内的优惠政策。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3日表示，为促进失业人员稳定就业，北京市加大了对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的补贴力度。各类用人单位招用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重度残疾人、城市低保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初次来京的随军家属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合同期限内可享受3到5年的社会保险补贴，签订3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合同期内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工资性岗位补贴。

11月23日，新华网报道，浙江：省管干部闭卷考法律，成绩进档案晋升作依据。230多名来自浙江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23日走进考场，集中参加闭卷法律考试，接受对领导干部学法成果的检验。据浙江省普法办介绍，到今年年底，浙江全省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业、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及中央驻浙单位的近1500名省管领导干部将分期参加闭卷法律考试。凡考试成绩合格者，省委组织部根据“干部学习培训学分制”折合为5天学习时间进行登记备案。考试成绩作为领导干部考核、任职和晋升的重要依据。无故不参加考试的，作零分处理。

11月23日，新华网报道，孟建柱：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孟建柱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民生为重、整合力量、方便群众的理念，逐步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密切配合的有效工作平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解决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类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1月23日，新华网报道：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报业体制改革。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23日在此间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中国报业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应对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改革开放30年地市报发展高峰论坛当天在湖北宜昌举行。会议主要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各地地市报取得的成就以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目前中国报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束缚阻碍报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仍未根本革除；公益性报刊长期投入不足，经营性报刊面向市场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传统报业面临新兴媒体的强大压力，向数字报业转型之路任重道远；报业出版成本大幅上升，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行业赢利预期风险加大。对此，王国庆表示首先要深入推进报业改革，培育市场和公共服务两大主体，实行分类指导，即推动经营性报纸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公益性报纸出版单位改善服务，并通过财政拨款，项目支持和政府采购的方法进行扶持。其中，公益性报纸出版单位的范围初步限定为担当党和国家喉舌的重要媒体、传播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型报刊、负责对外宣传、面向少数民族和“三农”的报刊以及党政部门的公报和政报。其次是进一步推动报业实现集团化、集约化发展，推进党报集团加快向综合性传媒集团转型步伐，实施专业性传媒企业集团发展计划。全国地市报之间可采取各种形式进行以资源、资产为纽带的整合、融合和合作，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降低发展风险的目的。此外，国家鼓励率先改制转制的企业跨地域、跨媒体发展，并在全行业继续推进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大政策指导扶持力度，将数字报业纳入促进传统传媒产业升级的整体战略核心予以指导和扶持，推动传统报业的产业升级。
 
11月24日，新华网报道，两高：正确区分贿赂与正当馈赠界限。法律并不禁止亲友之间的正当馈赠行为。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贿赂犯罪的时候，借馈赠之名而行贿赂之实，并以馈赠正当为其行为辩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提供了依据。

11月24日，新华网报道，“两高”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八种罪名。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开展之初，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予以明确。“两高”有关负责人说，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和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看，商业贿赂犯罪并不局限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而是涉及刑法规定的全部八种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八种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2006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为司法机关及时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两高”有关负责人介绍，但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实践中因有关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而影响案件办理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迫切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意见》规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11月24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1127人参加“局处座”面试，考前测心理健康。23日和22日，1127人参加了186个局处级职位面试，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加时15分钟面试专业管理能力。据了解，北京市公选办将在北京公招网(www.bjgongzhao.com)公布面试成绩和考评综合成绩。根据综合成绩排序，确定各职位前3名人选进行体检，体检合格者列为考察对象，进行组织考察。参加面试的1127人中，234人竞争38个副局级领导职位，893人竞争148个处级职位。其中，有21人来自京外地区，来自奥组委的有65人。据介绍，参选人在面试前进行心理健康和工作压力测评。试题由三道必答题和随机提问组成。局级职位面试时间为30分钟，处级职位为20分钟。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职位首次进行专业管理能力面试，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人士进行考评，准确评估人选的专业素质，专业管理能力面试时间为15分钟。考试首次引入履历分析评估方法，将任职经历、专业履历及工作业绩量化，按照比例计入面试成绩，更加重视干部的工作阅历和工作实绩。38个局级职位面试邀请了2名市领导，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143名局级干部，以及46名有关领域专家和人力资源专家等组成面试考核评价委员会。同时，组织职位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组成干部群众代表参与面试测评，以增强考评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11月24日，中共中央党校重要刊物《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公推公选的政治学解读。从规范的意义上讲，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展开的“公推公选”实践，或许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值得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挖掘和总结。在贵阳的公推公选最后一个程序，即票决结束后，市委书记李军在全委会上讲话，特别提到公推竞岗“不是竞选，不是直选，不是海选，是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从我们的党情出发，加大竞争性干部选拔的力度，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一种方式”。尽管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和角度来解释民主，但无论如何解释，都应该从政治权力配置和政治权力运行这两个环节上来把握，亦即所谓民主政治，是民众在上述两个环节又主要是在政治权力配置环节实现充分有效参与的政治制度形式。所谓政治权力配置，是指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分解，设置相应的国家机构，继而安排相应的人选来执掌所对应的机构。由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力配置方式，如世袭制、委任制、考任制、选任制等等，它所解决的是某人，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权力。民主政治，即某人（或某些人）以民众认可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从人类的政治实践经验看，这种民众认可的方式最终表现为以选举的方式组织政府，这种方式使民众成为政治权力配置主体。如此，发展党内民主，从政治权力配置角度讲，究竟在整个政治权力系统内的哪些环节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过程呢？这涉及的是党内民主空间的确定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民主就无从展开，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就无从探索，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党内民主，在政治权力配置方面，所面临的指向有两个：一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解决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如组织产生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常委会及其书记；二是作为执政党，如何实现组织政府的问题，包括政府行政长官和各部门领导人员。从当前各地“公推公选”的实践看，其指向各种各样，大体可以分为两类：1、贵阳模式，所指向的是县（区）委书记；2、南京模式，所指向的是县（区）政府负责人和市级政府部门负责人。贵阳和南京的“公推公选”，在程序上基本类似，在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结合上，体现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贵阳模式，就其指向而言属于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中国共产党属于垂直型组织，由党的中央组织、各级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组成。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由中央自上而下组织各级党的组织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毕竟，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而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高度统一的政治组织。这就说明，实行党内民主，并不意味着自下而上地完成党内政治权力配置，这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前提。考察贵阳“公推公选”的具体做法，体现党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最后一个环节，即由贵阳市委通过票决决定最终的人选。这同时意味着这个授权过程的结束，表明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县（区）委负责人是由市委产生的。与此相类似，在“南京模式”中，其最终人选也是由南京市委以票决的方式确定的。这两种模式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公推公选，是能够与我国的政治制度体系相容的，它提供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可操作空间，至少在县（区）级党委政府这一层级上是可以运作的。从发展党内民主的意义上讲，贵阳模式和南京模式的民主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实现了权力配置主体的分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按照传统做法，无论党内权力配置，还是政府组织过程，权力配置高度集中于党的常委会，尤其是党的书记手中，相关的组织考察过程也搞得非常神秘，这是导致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因此，发展民主的逻辑起点必须实现权力配置主体的分解。考察贵阳和南京的做法，与传统做法相比较，权力配置主体一分为三： 1、公开报名，意味着提名权由组织转移到个人，党组织在确定了报名的资格条件后，在事实上放弃了提名权，是否参加竞岗，成为当事人个人的选择，意味着权力不仅仅是组织赋予的结果，同时也是自己争取的。2、民主推荐和民意测验，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真正成为了权力配置主体。如贵阳参加民主推荐投票的达到了275人，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81进20”的决定性主体。而民意测验，则是贵阳模式中“5进2”的关键环节。3、党的常委会和委员会票决，这意味着常委会和委员会仍然是重要的权力配置主体，但与传统做法相比，其权力已经大打折扣。作为最后一个环节，他们的投票是基于前面各环节产生的结果。第二，实现了竞岗过程的公开透明，最终结果是无法控制和操纵的，这是符合民主的精髓和实质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于规则的服从，它由人的统治，转变为规则的统治。只要存在竞争，就意味着无人能够操纵结果，正如体育比赛一样，任何操纵行为都与体育精神相悖。公推公选，是在既定规则下展开的公开竞争，无论是其中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只能服从规则，只能认可由此产生的最终结果。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背景下，对“公推公选”的贵阳模式和“南京模式”的分析和评价，还需要时间，尤其需要期待实践中的效果。毕竟民主的最终评价，还在于是否能够产生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党委和政府。另外，人们必然期待的是：“公推公选”这种党内民主的形式，在空间上能不能继续拓展，在党委政府的层级上继续往上推进，在权力配置主体上能不能往普通党员干部群众扩展；能不能起到带动人民民主的作用，使普通公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充分实现，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探索未有止境。
 
11月24日，华龙网报道：重庆市政府就待遇问题与中小学老师代表座谈。今日上午11：00，“重庆市中小学教师代表座谈会”在重庆市人民政府举行。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就全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有关问题，与来自黔江、永川、彭水、巴南、綦江等区县的中小学教师代表进行了交流座谈。黄奇帆说，市委、市政府一直十分关心教师的待遇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由于农村中小学的服务性收费取消，学校的自筹津补贴无经费来源渠道，加之2006年工改后国家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尚未出台兑现，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针对此情况，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提高教师待遇，包括向国家争取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市财政对教师给予适当补贴等。中小学教师代表在听取了黄奇帆常务副市长对全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有关问题的介绍后，对市委、市政府关心关爱农村教师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感谢和深受鼓舞。教师代表纷纷表示，将站好自己的岗位，教好书、育好人，为重庆市的农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1月25日，新华网报道：广州市拟建立出租车行业退出机制。酝酿一年的《广州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草案）》在25日上午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在通过立法从法规层面对出租汽车进行管理，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广州市政府法制办介绍，广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发展迅速，现有出租汽车企业98家，出租汽车17427辆，出租汽车驾驶员37594人。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相关因素，监管力度薄弱，妨碍了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些企业利用出租汽车经营权，以车辆挂靠、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押金和高额承包费等方式向司机转嫁经营风险，牟取暴利，同时企业经营者管理职能弱化，行政管理目标难以有效实现。广州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吴明场表示，出租汽车行业作为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行业，应有公平的准入制度和必要的退出制度。在草案中，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规定“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经营者不再具备条件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如“逾期未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相应的许可证件”。同时草案还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实行累积记分制度。 草案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应按照政府确定的项目和标准向驾驶员收费。对于无证经营等严重违法行为，草案授予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暂扣车辆，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权力。
 
11月25日，新华网报道：中宣部等六部门在京联合举行形势报告会。中宣部、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25日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形势报告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题为“春天的故事――科技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的报告中，从科技战略的四次飞跃、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和科技发展的前景展望三个方面讲述了一幕幕动人、激奋的“春天的故事”。

11月25日，新华网报道，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布审议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时表示，中方对报告中的不实指责、诬蔑攻击和无理要求表示不满和反对。秦刚说，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报告总体上不客观、不公正。个别委员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无视中国政府在保护人权、反对酷刑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进展，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甚至无稽之谈加入报告中。对于这样一份报告，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秦刚举例说明了报告中的不实指责、诬蔑攻击甚至是无理要求等。如报告称中国政府对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进行打压，攻击中国政府、西藏当地政府在处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和虐待，还妄称达赖指定的所谓“班禅转世灵童”被强迫失踪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甚至是谎言，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这样的内容强塞进报告中，当然会引起我们的不满和反对。”他说。22日，秦刚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尊重和保护人权，一贯反对酷刑，认真履行《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义务，在反酷刑领域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报告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本着真诚合作的态度与委员会进行了有益的沟通，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反酷刑领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实际情况。
 
11月25日，新华网报道，黄孟复在哈佛演讲：中国今天的民主自由与开放程度30年前无法想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2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今天的民主、自由和开放程度，30年前是无法想像的。黄孟复在题为《我所感知的中国》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正朝着与以往相比更高水平的民主迈进，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他说：“到过北京的朋友们大都知道，出租车上似乎随时都在举办谈论政治、社会话题的沙龙，人们可以随意评论时政，不乏有人言辞尖锐，但并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更没有人去追究他们。”黄孟复还援引美国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话说，根据他的亲身实验，他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言论，包括政治上敏感的内容。黄孟复还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与听众分享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真实情况。作为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经常代表500多万家私营企业和3000万个体工商户参加协商，反映他们的诉求，直接参与最高政治决策。黄孟复说，“每个重大政策出台前，中共领导人都要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决策做出以后，还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在协商过程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十分活跃。合理的意见都会被采纳，这种政治协商已经形成制度。”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黄孟复说，“我们钦佩美国人民在人权事业上的成就，尊重美国人民在民主方式上的选择，也希望你们相信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

11月25日，新华网报道，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界意见。11月20日和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和建议。温家宝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越是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越是要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以保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参加座谈会的有研究财政、金融、企业、农业、房地产、对外经济等方面的专家，还有石化、电信、汽车、钢铁、有色、机械制造、流通和房地产企业负责人。他们就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三农”问题、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有关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形势、问题发表了看法，提出对策建议。温家宝在认真听取了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发言后指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我们分析判断形势，制定和调整政策增加了新的难度。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不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仅了解本国，不了解世界；仅了解局部，不了解全局；仅知道今天，不知道昨天，不前瞻明天，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第一，我们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二，提高决策透明度。把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听取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加强政府和人民群众沟通、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泛动员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渠道，把国家的政策准确、及时、直接传递给社会，赢得人民群众理解、支持。第三，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政府重大决策，人民有权了解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温家宝最后指出，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提出具体的措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专家和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主动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群策群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11月25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广州出租发1500元补贴防止罢运。就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罢运的紧急关头，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广州也在酝酿一场暗流汹涌的罢运。由于行动被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并以公司3个月累计发放1500元补贴的措施化解，原定11月15日的罢运行动胎死腹中。11月19日，广州市综治委决定，自当日开始到明年2月底，开展历时100天的整治客运市场非法营运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黑的士”。这一举措被出租车司机认为是更进一步的“安抚”行动。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几近无利可图"的基本面没有改观，行业的危机仍随时可能爆发。与禁摩初期承包的士需要花费不少红包费的情形相反，时至今日，由于市道低迷，行业利润微薄，广州已出现大批新增投放车辆无人承包的现象。自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之后，广州的部分出租车司机也蠢蠢欲动。11月12日中午，出租车司机王强开车经过广州市流花路时，收到了一张传单，是一份倡议信。倡议信提出，希望看到传单的司机积极参与拟定于11月15日下午举行的集体罢工行动。但是，11月15日那天，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集体停运的情况，这次“罢运”计划以失败告终。王强表示，他没有参加这次集体行动的原因是，早在13日，出租车协会向出租车公司提出倡议，连续三个月向司机发放每车每月500元生活补贴。“这表示政府在开始重视出租车司机的生活状况了，既然已开始关注，何苦闹得都不好看呢。”王强说。尽管他并不认为这笔钱能解决出租车司机的困境，但“请愿”的念头却就此平息。事实上，王强没有行动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担心“枪打出头鸟”。

11月25日，郑州晚报报道：郑州6名售楼小姐为讨薪爬上25层楼顶。昨日下午，由于认为房产公司未按当初承诺返还提成，郑州市一楼盘6名售楼小姐在25层高楼上演“跳楼秀”讨薪。

11月26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杨佳在上海被执行死刑 刑前神态正常。记者经过证实，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袭警杀人案罪犯杨佳今日上午在上海被执行死刑。二00八年七月一日，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捅刺、砍击楼内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造成六名民警死亡、两名民警轻伤、一名民警和一名保安人员轻微伤。十月二十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杨佳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有消息称，最高人民法院十一月二十一日签发了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核准了上海市高院维持杨佳死刑的二审判决。据知情人士透露，执行死刑前，杨佳神态正常。喝完粥后，大约九点，杨佳被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派出的警车带走执行死刑。

11月26日，南方网报道：陇南“11·17”事件:搬迁传言如何引发恶性冲突。武都两日：17日上午9时30分许，武都区东江镇近30名民众来到市委信访室上访。据南都记者了解，上访民众要求市委主要领导答复其两大问题：其一，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因征地拆迁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其二，由于失去土地，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据一名在现场的官方人士称，上访群众在信访室与接访人员接触时气氛轻松，“最先是12个来访人员”。因没有见到想见的市委领导，下午，群众情绪开始躁动，有人高举“反对搬迁”等条幅高喊口号，围观民众不断增多。晚上8时以后，聚集到市委后院的群众达千人左右，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冲击市委新办公楼。晚9时许，“数百名武警如从天而降”。武警强行将人群驱散出市委大门后，排成了两行人墙堵住市委大门。彼时，聚集群众人数约有武警10倍之多；不断有人将石头、砖块及点燃的爆竹等物砸向武警。双方形成对峙。18日近凌晨时，砖头和石块等物陆续砸向武警的人墙。半个小时后，人潮再次冲进了市委大院。官方的消息称，不法分子纵火焚烧了10余辆汽车和多间房屋。之后，武警战士和公安民警将聚集人员清理和疏散出市委大门，凌晨4时左右，事态暂时得到控制。上午8时许，近千名群众再次聚集到市委大院周边，拿着石头砖块攻击。之后，停放在城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被砸毁并焚烧。10时30分许，部分人员再次冲击市委后院，并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公安民警和武警。武警和民警开始强行驱散人群。随后，警方抓获多名人员。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警方对市委大院前的路段实施封锁，双方在部分路口对峙。晚八九点左右，为了驱散人群，警方在民众聚集的区域发射了多枚催泪弹。11月19日，陇南市市委大院对面的商铺已正常开门营业。但手持盾牌及警棍的巡逻队，仍在市委所在街道人民路来回穿梭；6辆蒙住车牌号的汽车穿行于武都区的大街小巷，高音喇叭传出的是陇南市官方对骚乱事件的声明。两天前，聚集于市委大院周边的民众和维持秩序的武警和公安干警发生冲突。据陇南市官方统计数据称，事件中共有110间房屋被砸烧，22辆汽车焚毁，74名武警、民警、记者受伤（受伤群众数量不详）。另据多位现场目击者向南都记者称，事件中约有近万名民众围观聚集。甘肃省官方认为，这是“一次因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而引发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在陇南市一些政界人士看来，这是陇南版的“叫魂”事件——就像美国学者孔飞力笔下描述的清朝乾隆年间，名为“叫魂”的妖术使得大半个中国为之惊颤一样；在陇南市行政中心所在地武都区，一个几度流传的“搬迁”传闻使得当地民心不稳，由于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导致信息失真，民众惶恐的情绪持续了半年多以后，最终演变成了愤怒的大火和乱飞的石头砖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陇南发生的最大一起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后，19日，甘肃省省长徐守盛率多个部门的厅局负责人从兰州赶赴武都。20日开始，徐守盛同拆迁户农民代表、老干部、开发商等展开座谈。20日下午，陇南市向全市公布了甘肃省委、省政府工作组接访的方式。目前，陇南市官方对事件的处置及民心安抚工作仍在进行。

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文学刊物再困难也不该卖版面。“感谢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对出版界的一些不正之风给予大胆揭露，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今天，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就《报告文学》收费发稿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张泽青称，此事“非常恶劣”，严重违反了《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应给予严惩。“我们已通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进行查处，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至于《报告文学》执行主编所称他们是“文学类刊物，不能算有偿新闻”，张泽青表示，“这种辩解是很苍白无力的，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报道，只不过加了些文学修辞，只要说的是真人真事，就是新闻，是新闻就绝对不能有偿，否则就无法客观公正地报道”。张泽青说，“文学刊物面临生存困境是不假，但也不能自甘堕落。只有把最好的文学作品呈现给读者，刊物才有生存的可能。有些不符合市场需要的刊物就要及时转变办刊方向，或者由主办单位接管，提供必要的办刊条件，而不能降低质量做有偿新闻，这样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一些人认为，当前这类现象很普遍，“刊物卖版面既不是从《报告文学》始，也不只有其一家，这早就成‘行业秘密’了，有几家能拍着胸脯说从没卖过？” 对此张泽青回应说：“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不能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普遍存在就认为其合理。对那些办刊态度不端正、严重损害出版界声誉的媒体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有一起抓一起。有些媒体装哑巴，或者随波逐流卷入其中，敢于发出声音抨击这种不正之风的，是真正令人尊敬的媒体。”

11月26日，新华网报道：浙首次以隐瞒犯罪所得罪追责贪官家属。原47省道浦江段公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吴玉林因受贿40万元，日前一审被金华市中院判有期徒刑十一年，而他的妻子陈梅华也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成为浙江省首个以此罪名被追究转移受贿赃款责任的贪官家属。

11月26日，东方早报报道；黄光裕未回家，案情披露需高层指示。在24日晚23时左右结束的国美集团全国紧急视频会议上，国美集团决定对媒体、供货商以及普通员工的统一口径，并向30万员工发布了“致国美全体同仁书”。昨天，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被拘查一事，仍然没有得到来自国美集团和公安部门的正式回应。在24日晚23时左右结束的国美集团全国紧急视频会议上，国美集团决定对媒体、供货商以及普通员工的统一口径，并向30万员工发布了“致国美全体同仁书”。据消息人士介绍，“黄光裕被拘查”一事要等待更高部门指示，相关部门才能对外发布消息。

11月26日，新华网报道：回访瓮安。提出：瓮安重建，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在四个月前的6月28日。这一天，由于当地少女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当地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烧毁。事后的统计显示，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四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公安局的楼烧了两层，由于三楼存放着武器，当时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层以上都没什么事。”黎明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县政府的楼1～3层被烧了，电脑等值钱的办公用品全部被抢，“我们县委的楼最惨了，那是座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楼，仿苏联的建筑，内部是木结构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之后，县委的一些部门只得和林业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办公楼。宣传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胡乾飞用“不可估量”来形容这次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倒好说，主要是烧掉了很多资料。我的那些资料都是几十年收集下来的，还有不少和媒体记者的照片，全烧了。还有县委大楼，那简直可以算是文物。”被夷为平地的县委大楼原址，如今变身为一个满是鲜花的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10月30日，代县长谢晓东在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县长。“200多个人投票，能全票当选，很不容易，这也说明我们瓮安现在人心很齐。”县委副书记瓦龙标向《望东方周刊》表示。“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点被省委组织部叫去谈话，当时“猜测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点左右，同样新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和谢晓东同时抵达瓮安。履新前的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负责农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并在治理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上颇有建树，其“铁腕”风格一直为当地百姓所称道。龙长春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中国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并不多见。另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市委书记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该市在2007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又在2008年9月8日，发生世界最大的尾矿坝溃坝事故，造成276人死亡。“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朴实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实，说话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为下属的黎明这样形容龙长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务实”“低调”被用在这位新书记身上。上任不久，龙长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风教育整顿；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在一次讲话中，龙长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 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几乎同一时间，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番调整。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都是从贵州省公安厅调来的。前者此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后者曾任六盘水市刑侦支队大队长，后在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与龙长春一样，庞鸿给人的感觉也是“务实”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从来不休息。我们有时会跟干警们说，‘你做不好，看看四楼亮着的灯’。”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对本刊记者如是说。“6·28”事件同样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前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政委罗来平被免职。另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该县安监局局长、珠藏镇党委书记等多位官员在随后陆续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称，前者是因为收了矿主的钱，后者是牵扯矿山征地的问题，“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9月16日～19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而在“6·28”事件之后，老百姓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高。据了解，“6·28”事件后，当地警方已刑拘黑恶势力成员39人。目前，“6·28”事件专案组仍没有撤，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党校院内。临时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有武警把守，楼梯处还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势持枪站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访，结束后会对媒体公开。“6·28”事件后，当地公安局开展了“巡警在你身边”活动。不仅要保证每天三辆警车在街上巡逻，同时要求巡警们走进社区和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10月30日晚，本刊记者跟随一辆警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巡逻。“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车速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到我们。”一名巡警指着一位拎着包走路的女子给本刊记者说：“你看她现在走得多从容，以前就不会，拎着包恨不得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们上街都不敢戴首饰。”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大量户籍资料在“6·28”事件中被烧毁，很多百姓不得不重办身份证，“一万多个身份证，我们很快就办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公安局大楼贴着老百姓送来的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珠藏坝村村民写的，感谢该局为其追回被骗资金 16万元。在雨水的冲刷下，字迹已不再清楚，周围的边也已经卷了起来，但是还贴着。另一封则是10月26日，一个珠宝店老板送来的，上面写着，“有人抢了我价值4000多元的珠宝，我报案后不到30个小时，人赃俱获……尽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残留了一些“6·28”的痕迹——每天，高音喇叭会在固定时段播新闻联播、瓮安新闻或是县委书记龙长春的讲话，在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可见一群身着迷彩的武警官兵背着枪，跑步训练。另一个细微的变化让瓮安这个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觉到很稀奇：每个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在把守，一旦有人闯红灯，就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官民关系的修复，取决于规则的重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周胜说。“‘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发生，也会在别的县发生；即使不在贵州发生，也会在其他省份发生。”正在瓮安调研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瓮安现在的各项举措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任重而道远。”“6·28”事件发生不久后，刘子富偕夫人到瓮安进行了三天私访，又和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聊了三个半小时。“卷入群体事件的老百姓并非反对政府，他们只是要反映他们的一些诉求，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们和不法分子区分开来，并且要尽力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刘子富写给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观点。但一些诉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瓮安，矿群纠纷、移民搬迁、旧城改造是较为突出的难题，一些官员甚至将其看作“死结”。明告诉本刊记者，移民们最初闹矛盾的原因是，补偿标准具体到每个县、每一户不一样，“因为国家是按水淹没的面积来划分，根据人口密度，具体到人头上的补偿费就不一样。农民们总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10月30日，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实现矿区群众、生产业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赢的目的。对于这份将矿区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谢关伦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员永远都是和企业老板站在一起的。”“如何打开官民之间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难题。”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说，“我们一直在努力。”

11月27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流亡藏人大会”无果而终，又回归最初起点。在过去的一周里，坐落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的小镇达兰萨拉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从11月17日开始，所谓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在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的大本营召开。22日，大会闭幕，达成了一个不知是否称得上结果的结果。在闭幕式前，“特别大会”主席、“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曲培宣布了会议的讨论结果，要点包括：“严正声明”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祈愿达赖喇嘛不再发表有关‘退休’和‘半退休’的任何言论，继续担当西藏政教事业的领袖”；继续推行“中间道路政策”，但主张停止派遣“特使团”，并呼吁“‘藏中会谈’若在短暂的期限内没有取得实质成果，将选择‘西藏独立’或‘民族自决’道路”，并且特别声明，“不管走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还是民族自决，将继续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方式”。早在11月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谈判之前，达赖就表示过对“中间道路”的信心越来越淡薄，而该次谈判并未取得其所期望的进展，因此，此次“流亡大会”会达成怎样的决议，所谓的“流亡政府”未来的走向如何，引发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由达赖提议要求召开的“前途讨论会”，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流亡藏人代表”，从17日开始，与会者先是分成15个组进行“分组讨论”，然后到21日开始进行汇总，最后得出会议结论。就在这次会议开始前，代表“流亡藏人”中激进势力的“藏青会”秘书长东达波春桑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事实似乎证明，西藏流亡政府长期奉行的中间道路已经失败了，需要重新考虑未来的奋斗目标。”但结果正如路透社、美联社等媒体所作的预测，“流亡大会”结束时又回到了起点——所谓“中间道路”。

11月27日，人民论坛报道，地方会风调查:过半受调查者同情干部“替身”现象。近期，重庆市奉节县21名领导因找“替身”开会作电视检讨，一时间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日，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推出了“怎么看领导干部找替身开会”的专题调查，共有3077人参与投票，其中参与调查的各级干部为1278人。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调查了300余位社会人士，并约请了相关专家进行了分析点评。69.15%的受调查者认为“领导干部找‘替身’开会的现象比较普遍”，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对这种现象表示“同情”或“谅解”

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深圳警方依法处理宝安区袭警事件中的13名犯罪嫌疑人。深圳市政府新闻办27日对外公布：深圳警方对11月7日在宝安区石岩街道袭警事件中打砸公物、围攻民警、烧毁车辆的1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处理。11月7日，宝安区石岩街道在清理整治非法营运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一起导致摩托车主死亡的事件，引发部分群众聚集。少数不法分子借机打砸公物，向警员投掷石块，掀翻多辆警车并烧毁一辆汽车。事发后，深圳市和宝安区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安部门迅速展开处置，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摩托车主家属的善后工作，依法果断稳妥地平息了事态。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公安民警对现场群众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和劝解、疏导，当少数不法分子混在人群中抛掷石块时，虽然有部分民警被砸伤，但民警保持了高度克制，未造成一名群众流血受伤。根据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抓获了参与打砸石岩交警中队公物、围攻执法民警、烧毁车辆的13名犯罪嫌疑人。经调查，这13名犯罪嫌疑人与遇难的摩托车主及其家属没有直接关系，均为社会闲散人员，其中，张某基、胡某彪、田某银、苏某明、黄某杰等5名嫌疑人有违法犯罪前科，曾因抢劫、抢夺、盗窃等违法犯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和劳动教养。11月7日当晚，上述１３人混入聚集人群中，实施打砸警车、放火燃烧汽车、向执法民警投掷石块以及冲击国家机关等行为属违法犯罪。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和谐，深圳警方依法将上述13名嫌疑人员刑事拘留，并于近期正式将他们逮捕。
 
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望法国采取措施为中欧领导人会晤创造条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7日表示，中国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没有改变，希望法国采取切实措施，为中欧领导人会晤创造良好条件。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何时能够举行，取决于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方何时采取切实措施，为会晤创造必要良好的条件和气氛。”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原定于12月初在法国举行。但法国领导人日前公开高调宣布将于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会见达赖。中方多次耐心做法方工作，希望法方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为中欧领导人会晤创造必要的条件。法方未给予积极的回应，中方不得不推迟中欧领导人会晤。秦刚强调：“中方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和意愿没有改变，我们愿意同欧方共同努力，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秦刚说，中欧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加强和发展中欧关系，有利于双方和世界。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和欧盟应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粮食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中欧关系，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欧方共同努力，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中欧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关于涉藏问题，秦刚强调，这一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名义在国际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以任何形式同达赖进行接触，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和坚定的。谈及中法关系，秦刚说，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关系一直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造成目前中法关系出现问题的局面，原因和责任不在中方。中方一向高度重视中法关系，愿意并将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努力。秦刚重申，我们希望法方以中法关系大局为重，恪守承诺，避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有损两国合作基础的事情，能够重视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高度重视、尊重和积极回应中方的利益和关切，为维护和促进中法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台湾当局对大陆人士赴台从事商务经贸活动“松绑”。记者从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投资审议委员会获悉，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正常化，该委员会近日对“大陆地区经贸专业人士来台从事相关经贸活动申请案件审核处理原则”及相关认定原则进行了修订，对大陆人民来台从事商务和经贸活动“松绑”。新规定从11月26日起生效。

11月27日，法制日报报道：“手段”应合法，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莫触法律之雷。金融危机推倒国际著名企业裁员“多米诺骨牌” 国内一些用人单位也有“减员降耗”措施。在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律体系下什么样的“经济性裁员”才是合法的呢？“劳动法第二十七条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经济性裁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作了明确规定。”陈焘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目前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可以作为“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应当经过“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报告即可，不必劳动行政部门同意或批准)等三个法定环节，否则会因程序违法而导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相关法律法规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除了强制性规定外，也充分体现了尊重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原则。”陈焘举例说，比如，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时，“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有些用人单位的某些生产线停产或生产部门合并，导致劳动者的原工作岗位不存在，便可以援引本条的规定并严格按照相应程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当然，有些用人单位可能钻法律空子，为达到裁减人员的目的而恶意合并生产部门或转移生产线，这是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陈焘说。一位劳动合同法专家提醒说，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制定、修改或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的基本程序，事实上认可了用人单位的上述权利。因此，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达成协议变更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时间”(比如非常规轮岗)条款，在与劳动者的充分沟通中共同渡过难关。这种变更关系到所有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该条的规定，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和“公示或告知劳动者”三个法定程序，在民主程序的“护航”下妥善解决企业减产、经营亏损与劳动力剩余的矛盾。 当然，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也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与劳动者充分协商变更劳动合同的有关内容，恰当地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有关专家认为，面对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用人单位采取一定措施(包括裁减人员)固然是必要的，但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做到“手段”合法可行。除此之外，用人单位更应该做的是，建立一种与劳动者平等、充分“对话”的机制，让劳动者理解单位当前的生产经营形势，接受单位采取的合法、合理措施，并凝聚全体职工的力量和智慧，共同走过这段步履维艰的冬天。
 
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王胜俊：要建立完善的法官和律师交往规范与各自的活动准则。“人民法院要深入研究法官与律师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法官和律师交往规范以及合乎各自职业特点的活动准则，形成互相尊重、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征求律师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向全国法院提出了要求。他说，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的司法保障，维护正常的法律服务秩序，认真贯彻执行律师法律制度，依法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为律师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王胜俊强调，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发挥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共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在诉讼活动中正确发挥律师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法官公正审理案件，有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王胜俊提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与律师队伍的工作联系，建立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机制，不断增强办案能力，提升工作水平。同时他也希望广大律师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做好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
 
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新闻出版总署公布“封口费”事件处理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处理情况通报：发生在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的记者“封口费”事件，是该矿领导违反事故报告和信息公开制度、隐瞒事故真相，少数媒体从业人员违反新闻采访规则、违背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而造成的一起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指示要严肃查处、公开曝光，以此为训整顿和规范新闻采访秩序，维护新闻公信力。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委、省政府及时派出工作组督查处理此案。到目前，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其中发“封口费”封锁消息、阻挠记者采访者2人，收受“封口费”的记者4名、媒体工作人员26人，假记者28人。）已由有关行政部门、媒体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依法作了处理，涉案资金31.93万元绝大部分已经追回。现将处理情况通报如下（编者略去名单）：一、隐瞒事实真相以“封口费”封锁新闻消息的矿方负责人已经免职。二、对已查实的4名新闻记者及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处理。三、对已查实的14名媒体工作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处理。四、查实假冒记者共28人，诈骗金额较大的刘小兵已被抓获。对于其他涉案的假记者，公安等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因侦破工作需要，名单从略，查处以后另行公布。五、尚在调查中的媒体及相关涉案人员12名。目前，据霍宝干河煤矿有关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据，尚有6家媒体的12名工作人员涉案，但具体身份尚在确定中，有关部门正根据线索进一步加强调查、取证工作，查实一个处理一个。新闻出版总署坚决支持相关新闻媒体主管主办单位和政府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对查实的媒体和从业人员从严从重进行处罚，以维护新闻出版的正常秩序。对已查实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将全部列入违规违法记者名单，通报全国，禁止进入新闻队伍；对尚未查实的线索，要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加快侦破，只要案件有线索，将一查到底；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强有力的管理坚决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活动准则。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山西省及全国各地开展一次规范新闻采访秩序“百日”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假记者站、假新闻；全面清理形形色色的新闻派出机构，整顿和撤销一批存在问题的媒体记者站、工作站、办事处、联络处；制定和公布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采访规范，支持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工作，依法保护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和新闻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继续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记者队伍的职业素质、道德素养和自律意识，自觉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的良好形象。新闻出版总署希望全国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要从这次“封口费”事件中吸取教训，坚决实行采编人员和广告、发行经营人员两分开，坚决禁止有偿新闻和采编人员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严格把好进人关，规范采编人员的职务行为，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要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抵制各种利益诱惑，维护新闻的公信力和新闻记者良好的社会形象，努力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新闻出版总署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月27日，中新网报道：胡锦涛主席认可“中华台北总统”？秘鲁举办的APEC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东道主发出的APEC会议文件中，已经出现了“中华台北总统”马英九，与“中华台北前副总统”连战的称谓。而由新华社举办的《参考消息》更是直接认可了这一做法。2008年11月22日至23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将在秘鲁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照例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会议。由于APEC会议是一个以经济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会议，因此，包括香港和台湾都是当中的成员。按照惯例，香港与台湾派出的代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香港每次都是行政长官亲自出席，而台湾则不同，迄今为止，台湾只能派出经济界高级人士参加APEC会议已成惯例。2005年，当时的陈水扁为了尝试在韩国汉城举办的APEC会议上实现“外交突破”，试图派出“立法院长”等几位有政府身份的官员出席，结果遭到了韩国的断然拒绝。当时还是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代表韩国政府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地区“立法院长”不能出席11月份在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但是这次在秘鲁举办的APEC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东道主发出的APEC会议文件中，已经出现了“中华台北总统”马英九，与“中华台北前副总统”连战的称谓。而由新华社举办的《参考消息》更是直接认可了这一做法，《参考消息》11月17日披露：“马英九总统”首现APEC文件。即将在南美洲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台湾不仅成功由前副总统连战代表参加，创下历来与会最高层级纪录。主办方昨天发放的领袖名单中，更首度出现马英九“总统”的头衔与相片，且连战也是以“前副总统”的头衔列名。以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和APEC有关章程中已经对香港和台湾出席会议的定义，明白人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秘鲁的APEC首度出现“中华台北总统”字样，无疑是事先征得了中国方面的许可的。

11月27日，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呈现新的新闻局面。尽可能回避或掩盖负面消息历来是中国媒体必须遵守的一条铁律。不过，一段时间以来，负面报道得以在中国官方媒体上频繁出现。《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称，中国已呈现“新的新闻局面”。文章写道：“新闻报道似乎出现了转折。当上周甘肃省发生2000名愤怒的公民冲击当地一个政府机关并与安全力量冲突的事件时，人们可以在官方媒体上看到有关抗议事件的详细报道。当地行政机构在其网页上公布了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的对事件的描述。北京出版的《新京报》在数天时间里用整版篇幅叙述了事件的过程及其原因。中国媒体报道说，党的宣传部放宽了对‘的控制。政府显然认识到了，有关事件和示威抗议的消息不再象以前那样能够被封锁，目击者的报告经由互联网、博客、电子信和移动电话得以传布，照片也同时得到传播。境外的人权组织和中国国内的网民一样可以迅速得到这些消息。”文章作者相信，中国当局对在华外国记者提供的新的工作条件也是促使中国媒体出现变化的原因之一：“从去年起，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采访不受限制。如果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从中国向全球发出有关事件的实时画面，而中国政府自己对事件根本不加以报道，或是在数天之后才以删削过滤的方式报道出来，当然会很不利。国内外新闻报道的竞争在今年5月份的四川地震灾难中就首次体现了出来。中国媒体当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报道自由。灾民首次成为灾难报道的重心，而不再象往常那样是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救灾行为。中国政府或许现在已经看到，如果迅速将自己的版本正式传播开去，而不再只是从防守的角度出发对‘负面新闻’做出反应，这是有用的。“因掩盖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生产商和地方政府刻意隐瞒相关事件，原因是丑闻正好在奥运会前期暴露，根据上面的指示，奥运会不能因坏消息而受到影响。其结果是，毒奶粉迟迟未能被禁止销售，4个婴儿死亡，数以千计的孩子严重患病。”《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相信，对中国政府而言，新的新闻公开性也隐含着危险。文章就此写道：“有关抗议和示威的报道有可能鼓舞其他地方的不满者也走上街头发泄愤怒。当局的非法霸占土地、腐败和对工人权利的侵犯，都有可能成为民众不满的原因。因此，现在还完全难以确定，目前的新闻宽松仅仅是一个探测气球还是一个长期转变的起始。”

11月27日，中国经营报发表著名学者和媒体人吴思文章：政治体制改革该全面启动了。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中国经营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你观察这三十年的进程，最大的变化在什么方面？吴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我选择的是生物学进化论的范式，简单的说就是“遗传变异、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30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异出了几个新物种——即新的阶级出现了。30年前的中国没有自耕农式的农民，有的仅仅是人民公社社员，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才恢复了农民的物种、恢复了小农阶级。之后他们走的有声有色，从中分化出了大批的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建的乡镇企业又分化出了一批资本家和商人，这可谓是精彩纷呈的社会进化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后退又继续前进的过程，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一种生物形态——人民公社社员——失败后再重新开始。30年前的中国城市没有资产阶级，是官有、官管、官办的官有企业的天下。没有工人，只有职工——以做工为职业的官办企业的雇员。管理者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国家干部、官员，商业企业也是一样的情境。这些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所以政府就开始有限地放开一些，允许部分回城知青和劳改释放犯等城市无业者当个体户，经过发展分化逐渐出现了两个新物种——资产阶级和工人。随着私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迅猛发展，使官办企业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和竞争，其资源、地盘和生存空间都在不断萎缩，低效率的官办企业被大量淘汰。顺应这种形势，政府的对策是抓大放小，收缩阵线。《中国经营报》：这种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吴思：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30年的最大变化，则是由单调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官有企业职工、干部的单一生态开始，变得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长得茁壮的新物种出现，生态结构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场面，生态丰富、复杂了变异就多，变异就是创新。生态也基本稳定了，不会因为个别物种的消亡而导致生态体系的剧烈波动。官有企业消亡了还有民营企业在发展，民营企业出问题了还有股份制企业在生存，各有各的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包括个体经营者，可谓适者生存的环境已经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办的物种的相对份额下不断退化、萎缩。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乡镇，政府对村级政权的控制力下降，乡镇这一级的职能也大大削弱，很多经济职能几乎消失了，部分政治职能也消失了。取消农业税之后更是如此。企业形态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无论是被动、主动还是讨价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总之官方在很多领域是退缩了。《中国经营报》：经济上的生态是丰富了，政治上的变化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吴思：政治上亦是如此。权力的控制由原来官员的一统天下到渐渐有了新兴阶级的渗入。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让步，容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允许雇工、提出先富带后富、效率公平等，最后干脆不争论，允许其悄悄成长。意识形态先调整，思想先解放，有了说法，政策再跟上、再调整。调整至今，中国社会依旧是官方主导的社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与历朝历代的官家主义社会又有所不同。现在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主导者、领袖、组织者就是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形成的不是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而是资本-官家主义。当然，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党的代表大会，从人数上仍然是官家占主体。总之，我们这30年来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意识形态、政策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变迁、为各个新物种的出现创造了大概还不错的生存发展环境，这都是政治进步的标志。再往下一步，完成宪政和民主的建设不仅仅是适应变化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不安。让国内的资本家觉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投资；让工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组建一个工会，同资本家讨价还价，政府不会帮助资本家侵犯我们的权益；同样农民也可以成立农会，土地和房屋不会被随时圈走或拆掉；官员的任用也可以走上正轨，行使职能时问心无愧，不用看上级的眼色，真正可以为人民服务。一旦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跨过去，一条路就铺平了，就顺了，就和谐了。不仅以前的成绩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为现在的改革做了铺垫，而且这个坎一过，前面可谓是一马平川。《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吴思：这同我们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比较相似：不要硬改官有企业，允许个体户发展起来就行了；也不用去硬改人民公社，有人想大包干你别禁止就行了。其实都是所谓增量的变化，出现一个独立于你体制之外的东西，让它渐渐长起来就能成功。从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来看，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会是一个突破口。舆论的力量会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大家都骂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如芒在背，至少能感觉到受威胁、见不得人、抬不起头来。如果大家都跟着追捧，他自己也会信心倍增。民间的、非官方舆论的激励、痛斥，对人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它一旦出现将会是一个现实体制之外的独立的激励源泉和判断标准，只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就有影响。而且这种舆论监督本身就在民间存在着，只要政府少说几个不许，多来几个可以，让它能活、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推进，这是成本极低的一个转型方式。就好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试探着一步一步来，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个法律的保护，则中华民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就获得了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推动。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突破口，能减少社会大的动荡。言论受到抑制谁是受益者？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个地方、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害了老百姓其实也害了中央政府，等于是在拿党的权威和声誉来换取私利，这对民、对党都不利。让社会舆论监督能走出来，有益的不仅仅是老百姓，对中央也是非常有益的。让社会舆论来给中央当眼睛、当耳朵，这是很好的一个自我竞争和自我抑制的生态局面。当然仅仅走这一步还不够，如果胆子大一些还可以两三步一起走。那就是乡镇和县级自治，直接决定乡镇命运的就是民众的选票，舆论进行监督。而且县一级的选举和自治对中央的稳定毫无障碍，县一级的组织稳定了，也不会形成像现在这样最让人头疼的到处都上访的局面。这样就会形成中央政府省心、社会安定的局面。这又是中国安定的一个很容易走的，而且实施起来风险也不大的一条路。《中国经营报》：如果说以前的改革仅仅是权力的分配，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会不会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吴思： 过去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敢不敢做，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现在很多是利益的问题，不是精神上的事了，是要做利害选择。过去是信念不同、现在是利益不同、再往后就是生死不同，对抗力量会升格、会强大，这就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的深层原因。其实，无论官方是否推动政改，资本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我将这种局面称为“一个人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是这样一种方式：资本用不多的钱买通一个政治代理人，这个人在定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就会考虑他的利益，在执法的时候也会考虑他的利益，在行政的时候会给他一路绿灯，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权钱交易掌握了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革命”，在这个局部已经是资本说了算了。事实上，在某些场合资本是敢跟官员“叫板”的，而且他做得到，当然这个还是有代价的。从官员的角度说，他也在每次的交易中不断的在出售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的用这个方式来完成权力的市场化，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实最终是老百姓和中央在吃亏。如果继续这样往下走，资本通常都希望维护这样的格局，但腐败的官员往往三五年就要换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知府一任商，现在的投资短期内就会失效。所以这种“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有两大不合算，其一是时间短，虽然投资不大，但见效期很有限且不稳定，不能形成一个长期发展的格局。其二就是不安全、风险大。那么他们的长远利益就是让他们正常做生意，宁可不吃这块超额利润，但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预期，只要有本事就能活下去。生意上能成功的商人其实不担心又来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而是怕来一个用公共权利对其进行打压的人。如果都按规则出牌、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做生意，大家都会选择正路而不是歪路。所以说如果看全局的话，除了个别靠行政垄断吃饭的商人以外，资本家不会是民主法制的反对者，而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合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往前走的进步的社会里，不用担心资本有多少权贵色彩，无论其“一个人的革命”进行的是否成功，他们大体都是一个推动的力量。但是，如果放任这种趋势，最吃亏的就是没有能力和官方做交易的小民。资本和官员分享权力，走到极端处，也会出现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经济危机：钱都让你们赚了，谁还有钱买你们的东西？因此，为了公平，为了长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全面启动了。《中国经营报》：很多人担心，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会出现贿选和黑势力操控的局面。民政部就曾经指出，中国村委会选举工作中贿选、腐败和暴力选举等不正当或非法行为在进一步增多。另外人们的情绪是否会被利用，而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不利的选择？吴思： 贿选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但这涉及到怎么看待的问题。我认为，比较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笔钱是用来贿赂民众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官员。贿选也同样会有竞争者出现，经过三届，民众就会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利到底值多少钱。选举就是一种关于公共产品的权利交易，你不能要求农民一上来就知道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你得允许他有一个观察的过程，逐渐了解行情是什么，这样经过三至四届就会明白极了。这就是民主的学习和选民成熟的过程，没什么不好。打击暴力选举或者是黑势力则应该是公安局的事，一个黑势力的形成是有后台的，归根结底还是选举制度的问题。社会总会有黑势力的，哪里没有流氓、小偷？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民众没有选举素质、说选举制度不好，要找对问题的根源。 

11月28日，央视网文章：朱军无意透露自己已是司局级干部。11月27日，在录制电影《梅兰芳》剧组做客的节目中，主持人朱军在和章子怡对话时无意间透露自己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铁岭20个副秘书长曝光后闪电消失。26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发布了“中共铁岭市委公告”，公告称:“经查，关于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市委重申，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市委责令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撤销关于委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的动议。”针对部分媒体报道辽宁省铁岭市原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复出”的消息，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曾表示，“考虑到张志国正赋闲在家，就让他到办公室临时负责，帮助跑点具体事。”25日晚，一篇名为《吓一跳！铁岭市竟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的帖子在网上迅速传开。发帖网友说自己是在看关于原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复出”的新闻时，无意中浏览到铁岭市政府网，发现了这一信息，该网友还将名单贴到了网上。26日，记者登录铁岭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机构”一栏，领导名单中的确有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记者就此向铁岭市政府办公室求证，当记者询问铁岭市是否有9名副市长、20名政府副秘书长时，该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当记者询问现任的副市长和政府副秘书长是否和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致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一问题要与网站联系，自己并不清楚。记者根据网站上提供的电话拨打过去，工作人员表示，铁岭现任领导的名单与网站上是一致的，内容是由政府提供的。随后，记者又联系了铁岭市委宣传部，宣传部主任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情况，铁岭每个副市长都有不同分工。一个地级市政府竟设20名副秘书长！这20名副秘书长是怎样挤上这张板凳，又是如何坐下去的呢？在一个网络论坛上，短短一天的时间，这一帖子的回复就达到了14页，不少网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网友说，整个铁岭包括农村在内一共304万人，这样的行政成本会不会太高了点？还有网友表示，“沈阳才7个副市长，难道铁岭比沈阳大吗？”记者查询地方政府网站发现，直辖市天津市的政务网公布了他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人数，仅为7人。有一名说：本来以为，领导调犯了错误的“张书记”做临时工作，是因为当地干部紧张，所以就珍惜问题干部了。然而，“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的事实却给我的美好理解当头一棒，不是干部紧张，而是干部很充裕啊？否则，为什么会有“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呢？铁岭市方面可能没想到，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的编制，一下子会让全国都盯上并“啧啧称奇”。广泛的关注和质疑，也似乎让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6日，铁岭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机构”一栏，还有20名副秘书长的名单，昨日下午，当记者再次登录铁岭市政务网时，“政府机构”页面中，20名副秘书长名单已经被撤下，但9名副市长仍赫然在上。无独有偶，贫困县有15个县长助理，2007年11月，记者在山东省沾化县采访发现，这个不足40万人口的贫困县，除了一名县长、六名副县长（其中一名挂职）之外，竟然另有15个县长助理。在沾化县委、县政府官方网站“领导专页”里，这15个县长助理也赫然在列。

11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仲祖文：从严治党要体现在干部管理上。今年6月，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不负责任、工作不力，致使小问题酿成大事件。目前，贵州省委已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在干部管理上，对干部严格管理、严格问责。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严治党，首先要体现在干部管理上，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管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带动从严治党方针的全面贯彻落实。现在有些地方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甚至干部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偏差、作风上出现严重问题，也很少批评教育，很少追究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对干部从严管理，就要做到有职者必须忠于职守、有权者必须秉公用权、有责者必须严格问责。对领导干部来说，职、权、责是统一的，有权必有责，不能只当官不履职、不负责。要通过严格管理，促进和监督干部正确履职、秉公用权、认真负责，否则就容易出现庸官、太平官乃至贪官。干部管理之所以失之于宽，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消极吸取“文革”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矫枉过正；有的是好人主义作怪，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有的是把对有问题干部的讲情开脱、包庇纵容，当作是敢于担当、爱护干部，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从严管理干部，不仅事关党的事业发展和人民的利益，也是对干部真正的关心爱护。严是爱，宽是害。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必须严起来，对领导干部要比普通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对不称职的干部要及时调整，对以权谋私的干部要及时查处，对不负责任的干部要及时追究。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职权责相一致，人人向党和人民负责，人人忠于职守、守土有责的局面。对干部严格管理，要落实到制度上。坚持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严格执行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把从严管理的要求贯穿于干部日常管理的全过程。根据平时了解、群众反映和巡视中掌握的情况，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严肃批评，防患于未然。坚持民主评议干部制度，满意率达不到2/3的，要进行调整。严格执行干部辞职制度，坚持实行问责制，对那些工作不力、作风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要坚决调整下来。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提拔重用那些敢于负责、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坚决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干实事的干部，真正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深圳龙岗公安分局原副局长涉嫌职务犯罪案受审。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8日开庭审理了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副局长陈旭明涉嫌职务犯罪案，这是深圳法院公开审理的涉及舞王俱乐部“9.20”特大火灾的第一案。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听取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新华社报道，贾庆林：司法体制改革绝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共中央日前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问题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就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无党派人士甄贞先后发言。他们认为，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司法机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他们就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信访工作中的作用、切实加强司法经费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化审判管理机制改革、推进海峡两岸区际司法协助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贾庆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共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从总体上看，我国司法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基本适应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基本适应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现行的司法体制、工作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贾庆林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须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模式；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进一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使每项改革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使政法机关更好地履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使政法队伍真正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贾庆林指出，要精心做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改革意见经中共中央同意印发后，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任务分工，制定落实改革意见的实施方案，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马凯、孟建柱、王胜俊、曹建明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张榕明、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和张宝文、马培华、王钦敏、陈抗甫、黄志贤、孙安民、彭雪峰等。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发出通知。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学习实践活动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联系点调研时的讲话。
 
11月28日，新华网编纂特稿，以《各地探索用人制度改革，公选干部成趋势》为题，例举北京、广东、湖北荆州、山西（三年内公开选拔各类领导干部1402人）、南京（公推公选干部 33人演讲答辩竞争6职位）、青海（省委常委会会议12名公选干部票决）、广东（佛山最年轻副区长人选才29岁，佛山市管职位10人名单，含5名市辖区副职及5名市直机关副职）等事例。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解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8日发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将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28日，新京报报道；铁道部称火车票价拟进行市场化改革。27日下午，铁道部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陆东福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透露，国家未来会考虑火车客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前铁路的运价还是要经过国家批准，批准之前我们不能做任何变动。”他解释，目前，国家正在研究煤电的价格机制，作为“煤电油运”的重要一环，铁路运价也在国家宏观价格改革的战略布局中。对于火车票价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铁道部的希望是“保本微利”，“实现铁路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在保障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也为运输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如果长期运输成本和价格背离，就会扭曲我们交通运输工具的资源分配。”至于改革究竟何时启动、是否已经列入议事日程，陆东福未做更多透露。
 
11月28日，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09年经济工作。在谈经济问题后，会议还提出：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会议认为，党的十七大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的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重点内容，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展要求。会议指出，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继续抓好2004年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事项的基础上，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人民意愿，着眼于解决群众不满意的问题，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和依法推进，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又积极推进政法事业科学发展。

11月28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潮州数百出租车再次罢运，市长与司机对话。昨日，广东潮州市数百辆的士再次罢运。罢运事件未引起强烈冲突，但截止昨日晚些时间仍在继续，潮州市市长与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了直接对话。潮州、汕头两个城市，主要依托潮汕公路连接。长期以来，在汕头市区电视塔附近的潮汕公路路口、潮州市枫溪路口，总有大量的潮州和汕头的出租车停驻往返载客。这些的士往来于潮汕之间，以10元、15元的费用拉载客人通往沿途各地，同时也在两城之间替客人送交信件、物品充当“快运”的角色。这就形成了一个繁杂的网络，大量的人力三轮车、改装三轮车、摩的、套牌黑的、私人面包车进入营运市场或者直接加入两地快运行列。而在数日前的汕头市的士罢工事件发生后，汕头市政府开始对市区内及周边营运市场进行整顿清理。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前来汕头载客的潮州市出租车。一位潮州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汕头的打击力度非常大，导致潮州的士赚钱更加困难。“归根到底，就是潮州的的士太多了”，一位参与昨日停运事件的潮州的士司机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市政府能对潮州市的的士数量进行限制。记者昨晚电话联系了潮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了解到潮州市市长汤锡坤与罢工出租车司机代表进行了对话。该负责人称，对于昨日的出租车罢工事件潮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正通过这种市领导与出租车司机代表的对话来积极沟通，争取妥善处理该事件。

11月28日，中新网报道：因涉嫌敲诈华硕被错押的黄静获国家赔偿。11月27日，因向华硕公司索赔500万美元而被羁押十个月的女大学生黄静，在北京拿到了国家赔偿决定书，获赔29197.14元。对此，黄静表示不计较赔偿的多少，重在司法机关做出了一个公正的宣判，她将继续通过诉讼向华硕讨要名誉权。黄静于2006年2月9日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在修理过程中发现该笔记本电脑机内原装正式版Pentium-m760 2.0GCPU被更换为工程测试样品ES2.13GCPU，而英特尔公司明确规定其不能用于最终用户产品。黄静发现之后，委托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多次谈判。其代理人提出了要求华硕公司按照其年营业额0.05%进行惩罚性赔偿，数额为500万美元。此后，黄静被批准逮捕，在看守所度过了近10个月时间。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承认其中有违法行为，将会向黄静发放国家赔偿金。2008年6月5日，黄静的代理律师张平向海淀检察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11月29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改革开放需有新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周六在此间表示，三十年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但行至今日，改革开放需要有新突破。陈昌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论坛”上做出上述表述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郁昭等众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同时出席了论坛，就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失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献计献策。陈昌智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极大促进了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成绩之余，陈昌智也指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比如卫生、教育、医疗等等，都面临着很多困难，需要有新的突破，对存在的困难、问题、缺陷要引起足够重视。

11月29日，早报网报道：《炎黄春秋》——反思的一面镜子。最近从北京传出的一个消息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关注：由于《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些文章内容受到质疑，它的领导人正面临被迫退休的威胁。假如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这家杂志将遭到关门大吉的厄运。1991年，《炎黄春秋》在已故军方领导人肖克与张爱萍等人赞助下问世。编辑部有一批新闻战线的老兵，他们饱经忧患，明辨是非，虽届古稀之年，忧国忧民之心不改当年。本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精神，他们以刊物为平台，梳理往事，针砭时弊，为探讨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可贵的努力。
 
11月29日，新华网报道：江西严肃处理公务员出国考察团违纪违规问题。29日，江西省对新余市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严重违纪违规问题作出严肃处理。江西省纪委发出通报，要求严肃外事纪律，坚决刹住以公务活动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歪风。近日，有（网络媒体。网友发布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引起了各媒体关注。编者注）媒体披露了江西省新余市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严重违纪违规问题，江西省委对此高度重视，江西省纪委会同新余市委立即组织进行了调查处理。调查组经过调查初步认定，这个考察团是应美国旧金山市长办公室和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的邀请，了解和考察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和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参观财税公务员、劳动力市场培训机构，考察借鉴政府在扶持人才技能培训和新型产业优秀人才培养选拔方面的经验，了解两国旅游资源开发情况。江西省纪委通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中汲取教训，切实加强对因公出国（境）管理，坚决制止以公务活动为名公款出国（境）旅游歪风，对违纪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11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出国考察违纪，新余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副主任被免职。11月29日下午，江西省新余市委、市政府决定，免去刘忠平的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群的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责成考察团团长、仙女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徐冬春停职检查。违规出国考察的11名成员受到严厉的行政、纪律处分。近期，网上披露江西省新余市今年4月15日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违纪违规问题后，当地党委、政府成立“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违规违纪问题调查处理小组”。调查初步认定，该团是应美国旧金山市长办公室和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的邀请，了解和考察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和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参观财税公务员、劳动力市场培训机构，考察借鉴政府在扶持人才技能培训和新型产业优秀人才培养选拔方面的经验。考察团在出访期间未遵守有关制度和要求，存在严重的违纪违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分团报批，合团出访；二是考察团仅安排了半天的公务活动，其余时间多为旅游观光；三是在外时间13天，超过了批准全程10天的出访时间；四是出访地点超出原定考察范围，包括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等地。为此，新余市委、市政府决定，免去刘忠平的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群的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责成考察团团长、仙女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徐冬春停职检查；进一步组织力量对整个事情开展全面深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直接责任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除公务活动以外，违规到旅游景点活动的经费全部由当事人负担；所有出访人员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与此同时，结合目前在全市开展的机关干部作风集中整顿活动，举一反三，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严明外事纪律，严格出国（境）审批。

11月29日，中新网报道 近日，新疆塔城地区地委、行署的15名领导专职秘书一改往日为领导“一对一”服务的工作方式，开始集中办公。这意味着，新疆塔城地区正式取消领导干部专职秘书配备，此举在新疆还是首例。据了解，此项举措是新疆塔城地区领导针对当前干部群众反映较多的领导干部秘书配备和使用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后提出的，旨在着力解决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11月29日，新华网报道：胡锦涛：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将突出面临四种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有效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11月29日，新京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研究报刊市场退出机制，正进行试点。记者昨日获悉，新闻出版总署正在研究报刊市场退出机制。目前该工作正在辽宁河北进行试点。而经营性报纸的改革将分三步走。2008年中国报业年会昨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议上表示，报业改革，要进一步明确公益性报纸出版事业和经营性报纸出版产业的分类标准，以推动经营性报纸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公益性报纸出版单位改善服务为重点，切实破除阻碍全行业发展的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长期不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主体地位缺失、功能定位不明确的体制性弊端，破除因体制问题导致的行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服务功能弱化、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根本性障碍。在经营性报纸改革方面，李东东说，将分三步走：第一阶段改革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办报纸；第二阶段改革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所办报纸；第三阶段改革中央部委所办报纸。“将用3年时间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年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汇报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该机制的核心，是编制各类“报纸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用于评估正在出版的各类报纸内容导向、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人才素质等能否达到国家有关要求。

11月30日，人民网报道：温州干部赴美费用清单曝光，称考察赌城很合理。一则名为《我无意中捡到的某市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清单》的帖子近日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其中“温州二十三人赴美培训团”相关文件最为完整。今天，有关部门就此事作出回应，如若属实将严肃查处。据发帖人称，他是在上海地铁二号线无意拾到装有这些文件的环保购物袋的，已经将照片寄送到了纪委。帖子显示，“温州市二十三人赴美培训团”护照性质为“因公”，行程包括夏威夷、洛杉矶和“赌城”拉斯韦加斯在内的七座城市。考察团成员均为温州市各局各县的主要领导，姓名、出生年月、护照号、职务都一一列表。在该团行程“公务活动”一栏仅有二月十五日拜访洛杉矶郡议会、二十五日上午拜访纽约联邦和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以及三月一日参加西北理工大学培训这些内容。结算单显示，二十一天一共支付了团款近六十五万元，旅行社纯利润近七万七千元。浙江省纪委宣教室副主任徐首红告诉记者，至今未看到这些照片。“只有网上的帖子是不够的，收到正式材料后，会按照程序进行处理。”记者随后致电温州市纪委书记陶时梅。“这件事情你需要找组织部来了解情况。因为这次是干部学习考察，按照程序由组织部来负责审查。” 温州组织部长鞠建林告诉记者，他将马上派人进行调查。“如果真有借考察之机，进行公费旅游甚至赌博，我们一定会严肃查处。拉斯韦加斯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干部去学习考察市政建设是很合理的，不能就此判断是去赌博。在结果没有出来前，还不能轻易下判断。”
 
11月30日，北京晨报报道 “文革”期间的档案年底前将向社会开放。记者从市档案馆了解到，这将是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据介绍，此次开放的档案主要是“文革”时期的，也有部分解放前的档案和几件清代的档案。目前相关鉴定工作已经完成。依据《档案法》相关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外，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必须向社会开放。而“文革”时期部分档案已经达到了开放时间。这批档案年底前将向社会开放，这将是市档案馆成批面向社会公开的第四批档案。市民届时可登录北京市档案信息网查询目录，也可携带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到档案馆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