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碰到一位武钢的退休干部对我说当年邓崎琳的口头禅就是‘武钢的百年大计’！

汪华斌

清明回武汉的路上到一处农家乐吃饭，意外碰到一位认识的武钢退休干部；见面问候后就是为武钢的消失而叹息。他说我当年在武钢时刚好是武钢的赢利期，然而此时老百姓却依然还是低收入。可等到邓崎琳上任后实际将武钢搞垮了，但却制造表面的繁荣；因为武钢的高收入就来自于邓崎琳。在他将自己确定为百万年薪之时，竟然将班组长都定为二十五万的年薪。正因为如此，当时武钢人真的以为武钢是蒸蒸日上；所以大家共同捞武钢成为了武钢现象，而这刚好就发生在武钢的2003年以后。然而邓崎琳还没有满足，竟然打着‘武钢的百年大计’的旗号；全方位的对外投资，说这就是能使武钢百年大计的基础。可最后武钢并没有真的实现百年大计，反而是在邓崎琳下台后就全面陷入困境了；最后就是彻底消失了。正因为如此，这位武钢的退休干部说不能用百年大计哄骗人；因为当时就以为真的是为武钢的百年大计，所以很多单位亏损竟然以为是百年大计的成本；谁知大家都上当受骗了，因为老百姓看到最明显的就是每年的变化；所以当年目标最考验人。

我们知道当年武钢在老领导的主持工作下，每年都是进步；因而每年的利税实际是增加的。更重要的是武钢在冷轧硅钢、汽车板、高性能工程结构钢等产品领域，实际在国内钢铁企业长期是处于“领头羊”地位。因为当年武钢的破土动工，实际是承载着新中国的“钢铁梦”。因为在建国之初，发展钢铁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1952年3月在武汉附近的大冶地区兴建新钢铁工业基地是最佳方案而且很快获批，并列为苏联援建项目之一。1954年苏联专家组将厂址最终确定在武汉青山，即为武钢。1958年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钢都诞生。1970年代初中国的轧钢能力不足，特别是板、管少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央提出由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项目，解决当时钢材品种匮乏、重度依赖进口的问题。“一米七”是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mm，产品钢板的最大宽度为1560mm。197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云集武汉，武钢“一米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于1980年底投产。一米七轧机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正是在这“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转折”时刻，1980年代初武钢提出“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的口号；效果颇为显著，成为当时中央树立的正面典型。如在1982年武钢年产钢276万吨，废品多达26.7万吨；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钢厂的产量。所以1983年的武钢狠抓“废品减半”，年终废品减少14万吨；仅此一项获直接经济效益3000万元。这一年，武钢获得第一枚国家质量金奖。也就是说从1978-1988年的十年间，武钢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均翻了一番；实现利税翻两番。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等原因，钢材产量、产值均比上年减少4%左右；销售收入却仍增加近7%，利税净增1亿元。

然而这时武钢的领导变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压抑的人，这些人上台后用技术代替管理；而且任人唯亲，因为邓崎琳就是这时而走上领导岗位的。在排斥异己与权威膨胀的双重刺激下，进入2000年以来武钢又一次走上大规模扩张的老路；而且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制造泡沫效益的政绩。如在邓崎琳大规模投资海外矿山的同时，武钢各部门纷纷对外投资与合作；就连我们陷入困境的矿山，竟然主动对外买土地而出钱要村民拆迁；目的就是粉饰效益不断增加的假像。在全方位的无限投资与腐败下，金融危机成为压垮武钢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是武钢经济在下坡中遭受重创。与此全国同行钢铁企业不相匹配的是，这家把持行业优势资源和地位的中央企业近年却陷入了亏损泥潭而债台高筑。也就是说武钢领导为武钢做的百年大计没有能保证武钢成为百年企业，反而却是使武钢自动消失了。因为2012-2015年，武钢集团分别净亏损12.69亿元、15.49亿元、84.32亿元、114.14亿元。截至2016年底，武钢集团总资产1902.74亿元；总负债1446.84亿元，负债率为76%。这与武钢在创业初期乃至1970、1980年代的风光与辉煌，形成巨大落差。也就是说武钢没有垮在只制订当年目标的领导手上，而是彻底垮在制订百年大计目标的领导之手；这难道能不叫我们醒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