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作为官修“正史”与其它记史有着其不同寻常的政治内涵。史记背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任务，始终是围绕着各朝统治者的作为而立论，这其中折射出大量的历史嬗变的信息，不容各历史阶段的各界领袖人物所忽视。因此《二十四史》文化现象在中国也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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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治史即由“国家开局，宰相监修，董事而成”。各史中主持修本的唐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宋曾知全、欧阳修、元脱脱，明宋濂，清张廷玉等都是当朝名重一时的权臣兼学者。其中更有“御撰”之说—开中国官修国史之先河的一代圣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亲自为《晋书》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四篇史论，中有评司马炎“居冶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的议论，对前朝治乱兴亡进行探讨。“天命靡常”，使政治家们不敢无视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