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何惧之有


三百年何惧之有

欧阳君山

 

就像战争是单挑的继续一样,理论思辩实际上也是单挑的继续。拿经济学来讲,许小年先生就表示:经济学家将永远是亚当·斯密的孩子!既然是些孩子,乳臭未干,在他们身上瞎耽误什么呢?咱们直取斯密“首级”。

——题记

 

微观经济学泰斗茅于轼先生表示注目礼理论“整个颠覆了经济学”,但某经济学家曾明确对我有过一番警告和劝导,大意是:君山,你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我不敢苟同,西方经济学是我我读到的最讲逻辑的学问,已发展近三百年,难道史上也包括现在的济济精英都在吃干饭?

 

在注目礼新闻发布会上,我公开作出回应:老夫自从几年前接触西方经济学以来,对西方学术精英们把经济学折腾达近三百年之久、至今仍似懂非懂深表吃惊,只能够遗憾地表示:济济精英们不只是在吃干饭,而且一直在吃软饭!谁的软饭?这个人就是西方经济学的老祖宗、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

 

现场有记者问道:君山老师,三百年的西方经济学,您竟然要颠覆,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答:对注目礼理论而言,颠覆西方经济学是最自然不过的,根本就不需要谈什么勇气!我的勇气主要是用在别的方面。

 

个人感觉,记者可能认为三百年是个重要的考量。让我想一桩往事,那是与一位学者讨论楼市调控,我提到几年前梳理房地产问题的文章《准确认清市场机制,真正确立市场信心》,与财经界的忙碌与喧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是第一篇论房地产的文章,实质上也构成最后一篇房地产的文章,呼应了古圣先贤的告诫:“真传一句话,假道万卷书!”我当时也脱口而出一厥词:“整个财经界在瞎折腾,好象懂,也端着一幅懂的样子,其实根本不懂!”朋友有一些诧异,好言相劝:“君山,因为我了解你,所以我信任你,你绝对不是随便开这个炮的,但炮口对准‘整个财经界’,是不是斟酌一下?”

 

朋友的话也内涵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人多势众是不是真正可怕?如果论人多势众,我太不顾滔滔了,真有大逆不道之嫌。岂只是当下的财经界,炮口对准的是西方经济学——从最初诞生一直发展至今的整个西方经济学,曾一点也不委婉地发问:西方经济学是不是等于0?也不只是整个西方经济学,注目礼思想是以经济学逻辑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炮口对准的实际上是整个思想界,多次呐喊过一个鲜明论断:要么一通百通,要么似懂非懂!

 

但谁应该感觉害怕呢?朋友提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流行说法,这过于简单,有时候难免自我安慰之嫌。在我看来,人多势众一点也不可怕,不仅思想理论上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原则上包括战争在内。按注目礼思想对“产权”的演绎,一切东西都是有主的,从财产到公司到组织到思想到空气,乃至整个天下,背后都存在一个姓甚名谁的产权人,区别只在于:是发现还是没发现,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具体到组织和战争,过去就有一鲜明论断:战争是“单挑”的继续,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被绑架的,毫不足怕,能够轻松反用。

 

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到思想理论的话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地奴隶。”这让好一些搞思想理论的人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将统治世界,甚至流芳百世。殊不知,太阳底下没新事,思想理论尤其如此,都在炒剩饭,甚至馊饭,绝大部分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某个学者或某个学派的“学舌者”。

 

绝非臆断,“学舌者”也不是贬揍——能学舌也算了不起——而的确属于基本事实,不只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事实,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事实。据称有人称当代中国某学者为“哲学家”,对方连摆手,曰:我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没有真正搞哲学,只是弄了点哲学家学,充其量算哲学史家——难能可贵啊!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明确论述过,科学也像人类的其他社会事务一样,也存在一个中心,他称之为“范式”,极其少数科学家是范式革命者,绝大多数科学家是使用范式的解题者。说白了,范式革命者是太阳,使用范式者是行星,行星围着太阳转,万物生长靠太阳。

 

就像战争是单挑的继续一样,理论思辩实际上也是单挑的继续。一下子就让人豁然开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直接单挑吧!拿经济学来讲,许小年先生就表示:经济学家将永远是亚当·斯密的孩子!既然是些孩子,乳臭未干,在他们身上瞎耽误什么呢?咱们直取斯密“首级”。类似的,当代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也鲜明表示过,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思想一连串的注解而已。既然都是些注解,咬文嚼字,管那摊子干啥,咱们直取柏拉图“首级”,如何?

 

这正是注目礼思想高度自信的重要原因,从逻辑上讲,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动摇的是西方经济学最基础的基础也就是“经济人”;从历史上讲,冤有头来债有主,它直取的是西方经济学始作俑者斯密的“首级”,首先就是斯密对人性的迷思。温家宝总理曾讲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这是正面的说法,事实上,“同样精彩”的背面就是“斯密问题”,即《国富论》对人性自利的强调与《道德情操论》对人性利他的突出存在明显的矛盾。

 

“注目礼人”轻松摆平,简单说就是,“我”的确是自利的,但由于自利的内容是别人的承认,所以“我”也不得不利他,甚至也从他出发,人性其实是个利己与利他协同的太极。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表示:“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一旦了解注目礼人,才会真正感慨人性之美,乃至造化之神奇,因为利己与利他原是一体。

 

斯密问题似乎不打紧,但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斯密对人性的迷思,导致西方经济学走上歧途。这不仅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总体狭隘上,也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局部无能上,几乎不能够把任何一个基本概念说清楚,包括自利、均衡、稀缺、交易、产权、组织在内。最明显的当然便是所谓“看不见的手”,这一原则上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毫无二致的说法,竟然被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堂而皇之写进教科书——匪夷所思也!

 

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价格,这个最最常用的概念,西方经济学也不能给出清楚的说明,只是简单地谈供给与需求的博弈,而把作为大前提的限定系统忘在一边。正而不足必邪而有余,结果弄出一大堆别的概念来,比如说价值、泡沫、市场失灵和“看得见的手”,然后大家又围绕相关概念之间的似是而非,吵得不可开交,还产生各种各样的学派——俗不可耐也!

 

一回到注目礼人,形形色色的问题都轻而易举得到化解,包括“看不见的手”和价格在内,根本不需要再假设别的概念,一推了之,逻辑链条毫不含糊。这是什么因素实现的呢?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注目礼人的概念所包含的“我”和别人的互动。不正是有了互动,才有了人间的一切么?由于抓不住互动,西方经济学虽然大讲自利,但只是抽象地谈,具体“我”怎样自利,语焉不详,甚至一无所涉;而今也大讲博弈,但也只是抽象地谈,具体“我”和别人会怎样博弈,语焉不详,甚至一无所涉。注目礼思想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我”,不过就是对“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及其博弈互动的演绎而已。

 

简单不?忒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正因为如此,吾不怕人多势众,哪怕它千军万马,润之先生说得好,“粪土当年万户侯”!是的,依仗于旌旗猎猎,你们尽可以折腾和喧嚣,但天理昭昭,逻辑铮铮,即便乃翁亚当·斯密再世,他也会向注目礼思想注目致礼!事实上,乃翁明确说过:

 

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

 

历史不能假设,三百年“逝者如斯夫”,但基于对乃翁的了解和理解,非常愿意替老人家发一句心里言:

你们以乃翁为荣,乃翁以你们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