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只有让这些部门认识到财政资金是国民的而不是部门的，才会有改革的希望。

　　又到了财政部门突击花钱和舆论对之批判的季节，而今年更为突兀的是，最后两个月全国财政需要突击支出22660.4亿元，这还不包括今年预计超收的14285亿元财政收入，这两项均创下新的记录。

　　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老问题，在欧美各国陷入财政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如此多得的财政支配额度，足以令世界各国羡慕和惊讶。但最为怪诞的却是，中国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债务压力，而从教育到医疗等广泛的民生领域，中国政府却长期表示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这是难以让人理解的，也是明显不合理的，但这种扭曲从没有被公众压力所纠正。

　　这种预算制度具有明显的技术缺陷，比如预算年度采用历年制，即从公历1月1日起到12月31日止，而审批预算的人代会则是在3月初才召开。这种安排导致预算在审批前已被各部门私自小心的执行，制造了“前缓后急”的支出节奏；比如预算编制实行“基数预算”，即每年在上年预算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这会鼓励各部门花光预算结余，防止第二年预算减少，等等。

　　我们认为，中国财政预算的缺陷是制度性的，技术扭曲只是表现。根源在于预算编制比较随意，在预算准备、编制、执行与验收各个环节，都缺乏公开和监管。这种制度安排给了财政部门与预算支出单位极大的权力，会鼓励编制预算时尽量提高上限为自由裁量留有空间，从而将预算呈现强烈的部门利益色彩，挤压了更多财政资源，使得民生领域在总预算中只有很小的比例。

　　这是因为中国缺乏公共财政的意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预算支出主体都会将预算资金看成是自己部门的金库，而不是公共财政，因此绝不会是将多余的钱归还财政，或者节省财政支出。有相当多的案例表明，节省财政开支并不被单位欢迎。这与中国政府公务员的集体意识有关，他们认为国有就是政府所有，而且政府权力不被公共监督。更糟糕的是政府内也有强烈的部门利益不受约束，比如财政部在《预算法》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使得《预算法》从2005年进入修法程序至今仍未完成，因为改革将损害财政部门的权力与利益。

　　显而易见，这个年年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并非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选择题。即政府是否有诚意和勇气还原公共财政的意义，从技术上将财政预算精细化，接受人大有效的审查，并将财政预算和执行过程全都公之于众，接受公共监督。这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中国没有必要用这么长时间寻找答案。

　　当然，这不是财政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行政文化需要变革。首先要从“投资性”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样就会将宝贵的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入到公共领域而不是项目开发，这才是公共财政的本来面目。以目前每年中央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看，中国税负显然是过高的，与藏富于民相背而驰。即使地方政府有过多的债务，也不是因为他收入过低，而是投资过多，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应该降低税负并将财政用于公共支出，这才是政府存在的意义。

　　此外，财政预算编制精确与实施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即政府领导人不能随意的在一年当中添加预算外的支出任务。领导拍脑袋工程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随意性就会额外增加预算的不确定性，冲击预算制度的权威。如何恰当的花钱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教育、医疗需要更多财政投入，养老金存在巨大亏空等背景下，竟然将剩余如此多的预算突击消费，这显然是一种渎职和犯罪，只有让政府部门认识到财政资金是国民的而不是部门的，才会有改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