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真理可以扑灭战火
——解决朝韩危机的根本办法
一 、核武器只是导火索，不是朝韩局势的根源
朝韩紧张局势不在于核武器，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的矛盾演变。在全球一体化的最后阶段，美国资本主义也要趁机完成其霸权的全球化，这种霸权包括以美元为首的货币金融霸权、产业市场霸权、政治外交霸权、军事势力霸权和文化话语霸权。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有多坏，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人都可以是天使，但他们统一成整体却可以形成吃人的魔鬼，就像狼肉好吃但如果复活成一条恶狼却可以反过来吃人一样。
因此，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而言，朝核问题只是可以用来抓住亚洲的小辫子，而抓住这个小辫子就可以威逼中国就范，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霸权。所以说，朝核问题只是美国在亚洲小题大做之小题，而美国小题大做的目的则是为了完成称霸世界这一“大文章”。
二 、六方会谈实则是和平桌上的战争
朝韩问题牵动了整个亚洲的神经，进而产生了“六方会谈”这种对话机制，但这种机制却反过来折射出美国资本在亚洲的意图。
在这个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存在相互矛盾的对立双方——一方是美日韩，另一方则是中俄朝。钓鱼岛问题是美国引诱日本参与博弈的诱饵，而韩国则是被政治和军事力量绑架了的子弹头。
对于俄国，美国则一直通过北约以及其欧洲同盟向其伸出橄榄枝，甚至与俄罗斯加强往来，其根本目的便是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以孤立中国。这便是中国军事智慧中的远交近攻之策。
可见，美国的亚洲战略其主要矛头是针对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影响了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而且他们还看到了中国内部出现的贫富分化和党群恶化的矛盾，这便是他们自认为的战略进攻机会。
因此，在这个六方会谈的鸿门宴上，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而朝韩矛盾、日俄矛盾、中日矛盾以及美俄矛盾、美日矛盾、美韩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受中美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因而也反过来影响这个主要矛盾。
但令人心急忧虑的是，在这个天地之间的大棋局上，中国正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找到克敌制胜绝地反击反败为胜的绝招，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逆转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而要找到这一克敌制胜的绝招，则首先要回到经济领域。
三 、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灭亡
伴随着互联网这一伟大生产力的出现，人类社会已经迎来一个伟大的智慧文明时代，而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则是以脑力劳动从事精神生产为主导，其产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精神产品，而生产资料则是全人类共有共享所不能独占的信息、文化和知识资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由于资本不能支配和统治这种生产方式，而广大的脑力劳动者也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这种生产方式，造成的结果便是资本和劳动在社会生产领域出现断裂，一方面大量的劳动者想创业却没有资本，而大量的资本却变成热钱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
资本与劳动断裂的结果便使得资本主义滑入了投机泥潭沦而落为投机资本主义，而投机资本主义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金融霸权主义。这便是美国维护美元霸权并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内在根源。
因为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扩张的形式向外部释放和转嫁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转嫁势必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对，于是，金融霸权又演变为军事霸权，一只手印钱，一只手拿枪，不让我印钱我就拿枪，不让我拿枪就得让我印钱——这就是金融帝国主义在地球村上演的无赖形象。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朝韩危机的天空上一直在上演着钱与枪的你推我挡，中俄两国联合反对美元的定量宽松，韩朝边境立刻冒起硝烟，而美国的航母就紧接着开进了黄海。
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我们便可以找到熄灭战火的根本办法，那就是用真理和智慧的手术刀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因内部去解决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帮助美国资本找到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而操作思路就是传播《智本论》的思想理论，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一场席卷全球的思想解放运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智慧文明这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来临。
美德、思想和真理是人类永远的精神之水，只有它们才能熄灭人类精神世界的战火。物质固然决定精神，但在全人类普遍交往的信息时代，精神的反作用也可以发挥出决定性的力量。没有永远的主，也没有永远的客，一旦反客为主，主客就会易位，这正是辩证法。
四、中国急需排除民主改革和贫富矛盾这两颗大地雷
外忧与内患从来并存，挑战与机遇总是结伴。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内忧是贫富矛盾和民主改革这两颗大地雷。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并且这些先富者大多为富不仁，并贯穿地方和中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这些人本质上有多坏，而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他们在经济上制造了贫富矛盾的同时，也在政治上破坏了党群关系，使得整个社会矛盾处在激化的边缘。
而在第二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也正面临滞涨的严峻形势，经济的恶化必然会进一步作用于贫富矛盾，一旦激化，必将使得中国社会面临动荡的危险境地，更令人忧心如焚的是，经济上的贫富矛盾一旦与党群矛盾发酵形成综合作用，便会在党内引发派系对立和冲突，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因此，中国必须首先排除贫富矛盾这颗地雷，具体的办法就是通过鼓励义丐徐超当明星以义取利而肯定《智本论》的理论，支持底层民众以义成名、以名取利、以智取利，大力发展以“精神变物质”为特征的精神生产方式，并通过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各种配套政策的制定帮助底层民众靠脑力劳动创造财富。
经济领域的矛盾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找解决之道，否则，就会反作用于政治层面，造成社会动荡。
中国急需排除的第二颗大地雷便是民主政治问题。事实上，西方向中国灌输的民主思潮是资本民主而非大众民主、是口袋民主而非脑袋民主，而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时代，民主已经从口袋的民主转变为脑袋的民主，但这些脑袋绝大多数不是公民的脑袋而是奴才的脑袋。
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但绝不会跟着西方民主的屁股后面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是在认清时代发展趋势之后后发先至的实行大众民主。这种民主需要公民意识的教育和觉醒，需要经济领域矛盾的根本性解决，需要找到“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新办法、需要整个中国社会都能平心静气心平气和气定神闲的精神氛围。
否则，我们便是踩中了西方资本给我们埋伏的地雷，其恶果便是引发政治动荡甚至军事政变，为外部势力搞乱搞垮中国制造机会。
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排除民主政治这颗大地雷，需要的不是避而不谈，而是公开的讨论、政论甚至辩论，允许人们写文章骂娘撒气，但同时，要做好舆论引导和思想沟通工作，能够说服人的不是权力仗着的大嘴，而是真理深入人心，只要是心怀着正义、美德和真理而非动用权力，这个世界没有做不通的思想工作。
五、在天下大同来临之前，党中央应该强化中央集权
人类历史上每逢社会变革时代，总会有各种反动势力粉墨登场，企图复辟旧的体制和制度，以维护习惯势力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也不例外。
好在小平同志为中国设计了渐进式改革的路线，这使得中国一只脚迈进了市场经济，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这一体制问题，经济学界很多只懂经济不懂政治的经济学家纯粹站在市场经济的立场上对此大放厥词，但站在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这反而是一件大好事。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力，不像美国，连总统都说话不算数。如果没有这样的控制力，整个中国就会在西方势力强大的冲击力面前顷刻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即为全人类开创天下大同的太平时代之后才算是完成马克思主义托付的历史使命，才算是完成马克思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伟大理想，才可以逐步有序的还利于民、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而在此之前，必须抓紧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竞争、政治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并存的时代，既要在经济领域促生产，又不能放弃革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因为绝对的控制力是行使指挥权的基本前提，否则，就会出现指挥失灵的被动局面。
因此，对于国内的私有化思潮以及国有资本急于寻找主子的倾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及时给予思想上的批判和清算。而对于群众仇视痛恨的贪污腐败问题要本着穷寇勿追的智慧采取宽松有度的法律环境，以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聚众犯上，可以有限度的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抑制腐败，平息众怒。
六、抓紧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问题
理论来自实践，也能够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理论的发展总是滞后于实践，这是人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十年来思考并创作《智本论》的深刻体会。
我能思考并创作《智本论》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才能，而是人类认识的规律所决定的，首先是我个人在大学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里潜心钻研辩证法思想，并结合时代将矛盾辩证法与系统论相结合，发现了系统辩证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时俱进的结晶。
但只懂得了系统辩证法却未必能创作出《智本论》，为了思考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我身随心走，放弃了去企业界发财的种种机会，相继选择了策划业和传媒业，并猫在《中国企业报》得以密切关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种种动向和问题，而这正是理论结合实践的认识论要求。
真理之所以往往被少数人发现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除了这些少数人各自的思维禀赋之外，还受着社会分工的影响，教师多关注教育领域、经济学家多关注经济领域、而大多数新闻记者只忙着发现人咬狗的新鲜事。
而我则在聆听了马克思那句“哲学的使命不只是认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教诲之后，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世界的认识者和改造者，因此，我的思维可以跟随问题和矛盾的传导变化而穿越各种行业和领域之间的壁垒，因而能发现各种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的新问题和大问题。
如果人们说我是什么人才的话，我只承认自己是个通才，因为辩证法就是整个宇宙的通理，掌握了它就可以以不变之宗而通万变，但各个领域的具体科学知识我还是自感匮乏，因此，要弥补知识的不足，通才就应该以专才为师，所以，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大师们不同，我把自己定位为永远的小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里终生学习，自得其乐、永不毕业。
在一个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来临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思想家了，而用这种思想去审视那些大师和权威，就会发现他们都已经思想落后以至于变成了精神生产的“个体户”。
世纪交替之际，西方社会将马克思评价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岂止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思想家，在那个物质困乏、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资本主义初期，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能像他那样——顶着整个社会的流言蜚语，忍受着驱逐、贫穷和疾病带给他个人的一系列艰难困苦，接受了一个扭曲的时代施加给他的精神苦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思想、奉献给“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伟大理想、奉献给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骨灰，但我却每每洒下热泪，包括坐在电脑桌旁的此时此刻。
现在乃至今后，再也没有哪个个人能超越马克思了，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学术地位上，因为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时代已经来临，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一群思想者却可以组织起来，统一成一个群体的思想家，就像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那样，一群思想者才能抵得过一个思想大家。
因此，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实世界，当有人称我为“思想家”的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纠正——我不是什么思想家，我只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小者，一个认识到自己渺小因而发现每个人都洋溢着伟大的自知者，我是一个小的连个“小”字都无处可写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想大事，办大事。
在当今的时代形势下，要解决困扰整个人类社会的大问题，需要结合发展了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一次系统的升级换代，只有如此，才能给全人类的大脑安装上新的系统软件，以带领整个人类走出自身制造出来的生存发展危机。
而这一项伟大神圣的使命却不是我一个区区思想小者的这一个大脑所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大批思想者的共同努力，显然，这项重大的历史任务还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打开未来之门必须拿到的一把钥匙。
一个中国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2010年11月29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