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最敏感的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归功于中共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农民给予了中共执政最根本的支持！1978年，中共改革始于农村，首先进行的就是土地政策的重大变革，变“人民公社”体制为“联产承包制”，新的土地政策克服了平均主义，重新获得土地的农民给予了中共改革最广泛的支持！中国从此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强力的经济支持和改革经验支持。土地承包——农民有产，住房改革——市民有产，人民有产成为了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动力。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已在市场化方面远远落于后城市的改革和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三十年来以“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已经解决了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却没有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因此，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无疑是高瞻远瞩的。

    从此，占中国13亿人口80%的农村，将成为中国政府在土地制度、城乡两元经济结构体制上寻求中国大变革的突破口！而这个大变革能否成功的无庸置疑的关键就是：变革过程中农民究竟是真正获得了土地的权益还是最终失去了土地？

    从中央政策的设计来看，“新土改”政策的核心内涵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仍然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将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权。

    至此，这个“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了让中国人民激情焦灼的关键词！它既是解决“让土地成为农民手中可以流转的资产和生产要素”这个核心命题，从而打破土地、户籍加予农民的双层束缚，释放数十万亿的土地财富，进而成为改革能否成效的命门；同时又面临“农民土地被资本圈走，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后成为新无产阶级”这个核心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命门！

   从历史上看，土地兼并是中国伴随王朝更迭中出现的非常普遍的现象，自耕农产生和消失的周期与广义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大致吻合。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前期政府能得以强力控制，到了后期则严重失控，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官僚、吏员监守自盗合力的结果。如：西汉末年、唐朝中后期、北宋中期、明朝中后期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局，一是当封建政府还具有政策执行力，可以强控兼并现象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这是正统的史学观点。

    有学者刘正山分析说，土地兼并并不是导致王朝更迭的原因，并通过例证说灾荒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因。我认为他观点中有两个误区，他理解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才叫兼并，其实我认为关键指标是：失地的农民超过总人口的一成，而不管土地是否高度集中，就是兼并了。这些失地农民就是社会动荡的基因。即使发生灾荒，失地农民的首先面临困厄，这同样是土地兼并惹的祸。所以我还是支持正统的史学观点，否则历代王朝也就不会视土地兼并猛于虎了。

    因此，我们推进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要成为流民。无法忽视的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够高，社会整个保障体系不够成熟，工业反哺农业还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快速推进土地流转或城乡一体化，会欲速不达，最终背离农民的根本利益，并酿成新的社会问题。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因素挤压下，将迅速赤贫化进而流民化成为“新无产阶级”。少数人掠夺同样属于国土资源的矿产资源后，成为地方豪强，并草荐人命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历史上土地兼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爆发，大多具有突然性。在王朝前期，这一问题并不突出，但到了某一个转折点，这个问题就突然爆发出来了。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不能立即被社会吸收，农民破产的速度大大高于被社会吸收的速度，就造成了流民以爆发的形式出现。

    这样，是不是说“土地流转”就会导致土地兼并，从而成为制造“新无产阶级”的始作俑者？地产观察者许子枋认为：不然！并不是土地兼并就必然会制造流民，造成流民的主因是失地农民无法被社会吸收。在封建社会，因为土地兼并必然破坏封建统一大国赖以存续的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不在经济结构中造成新经济因素，所以才是毁坏封建一统的危害力量。从历史上看，欧洲封建社会后期的土地兼并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土地兼并成为破坏封建经济而形成商品经济结构必须的环节。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要加速农村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在中国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城市化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了逐渐吸纳失地农民的潜力，只要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素质和身份转换问题，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会是平稳的，同时对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功莫大焉。

    因此地产观察者许子枋判断：虽然这场“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震撼，将不亚于30年前的“包产到户”，但因为新一轮农村改革触动了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这两个涉及中国发展前景的根本问题，“新土改”的政策将会是审慎的、渐进的，其力度与舆论预期将会有较大差距，因为在改革形势日益复杂、各方利益矛盾日益尖锐的当前中国，稳妥渐进的政策才是最终能使中国广大农民受益，也才是中国真正的改革发展之福！至于对房地产来说应该只是一个长期利好，对房地产的近期调整是无大关联的。
   （此文为去年思考土地流转问题时所写，因为今天非常忧虑国土部在浙江推行农地入市这个问题，因此将此文重发，以体现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的连续性。请阅读今日忧思而作《许子枋：农地入市为时过早为祸甚大》。文章来源：卖楼吧 www.mailouba.com —许子枋房地产咨询专栏。）

   （本文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