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走人民币贬值之战略
王海钰
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新闻。但人民币汇率如何调整，因依据理论上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结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调整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含岭2005，5）不主张人民币升值调整的都来自国外大牌经济学家（李杨2005，8）。
（一）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中国经济学家所持的理论可概括为平价理论，局部均衡及一般均衡理论。笔者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看起来非常规范，其实质上却是主观性的唯心主义：一，在国际交易制度上。所依据的汇率理论是建立在双边国际贸易制度上。这和现实的多边贸易制度实际不符。二，在模型上的指标选择、权重设计、参数确定等等无一不是主观性的。三，模型构建呈现多样性，模型之间无有统一的可比较标准，何者为正确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总之一般均衡理论因为脱离经济制度的基本定理不能不陷入主观性汇率调整方法论里。
另一方面，一般均衡理论忽视了多边国际贸易上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律。参与国际贸易虽然可以导致相对优势发挥、推动资源共享，使其收入趋向均等化，但对于每个参与者即经济体所获得的社会经济福利的差别却是非常大的：1）凭借着自然资源禀赋上的优势获得较高的经济福利，构成国际贸易中的初次分配。2）汇率变动导致某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表现为经济福利丢失构成国际贸易的二次分配。3）国际资本输出到相对落后地区被规定为经济福利外溢，构成国际贸易中的最终分配。正是这种经济福利的丢失和外溢，使参与贸易国都受益的现象构成收入均等化的现实。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忽视了国际贸易制度中分配功能这个基础来使用均衡理论，换言之他们只看到经常项目和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制，却不知道正是那种对经济增长的片面性追求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强盛。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悲哀。只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可以通过内部性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的调整来提高经济福利的增加从而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福利的丢失与外溢。
(二)国际贸易中对劳动价值的可比较性我们建立起一个简单的模型，或者说是经济福利平衡公式：P=（V+LI）••C/M ……(1)
P表示一个国家即经济体的劳动力价值,可以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来说明。C+LI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C表示消费增长率。M表示积累增长率。（1）式的含义是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越高证明该国劳动力价值越高，反之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越低时该国劳动力价值越低。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增长与消费增长率成正比，与积累增长率成反比。将公式变型：P/V+LI=C/M…… (2)
(2)式的含义是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之比等于消费增长率与积累增长率之比。1995年以后我国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呈现停滞状态（约5—6%）。但劳动生产率却有着相当速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是高积累增长率，年均在20—25%以上，基本上比消费增长率高着一倍。在人均货币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既定之下只能通过国外消费的增加才能保持投资积累的高增长。也就是说这种20%以上的投入积累增长率的保持必须以国外消费的增长为前提。这样一来从货币流通层面上看构成了外部性循环经济。可想而知在人均货币收入不增长、国内消费增长停滞的情况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下自然要有一部分货币被挤出来成为储备货币。这就是外汇储备的增长和国内储蓄储备的增长。这就构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景观：一方面是以最优惠待遇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却与最大的资本输出相冲突；一方面是通过退税来奖励企业创造外汇的同时与央行又用大量的人民币买进外汇相冲突。称为“双向冲突”。形成双向冲突的根源就是在宏观管理上片面性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劳动力价值提升的结果。
根据公式（1）推出公式：（V+LI）•C=M•P……. (3)
公式(3)的含义是,当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人均货币收入增长既定时积累增长每增长1个百分点，那么消费增长将减少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积累增长是以牺牲公民的消费增长为代价。这里有一个规律必须指出来：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关联，二者平衡增长被称为经济发展。一旦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说明社会权利分配走向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情况下将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说收入差别的增加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必须是消费与积累的平衡增长才能是经济福利最大化。笔者认为我国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应保持在10%为最好。
（三），通过劳动力价值比较公式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腕经济学家的错误思想。关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张曙光认为（2005，5）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汇率”已经升值，因此“名义汇率”升值是必要的。这种观点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占有普遍性。这一观点忽视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货币上的表现，即当消费增长率大于积累增长率时对劳动生产率的“放大”作用。反之当积累增长率大于消费增长率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缩小”作用。这种作用可通过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表现出来。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汇率变动思想看似正确，实际经不起推敲。如果说中国相对美国的顺差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那么我国大陆相对台湾的逆差就是台湾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然而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没有出现巨额的顺差呢？
可见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汇率的变动是不确切的！当然张曙光也说，我国工人工资的上升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他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过剩，工资涨不起来在思想上就有问题了。众所周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可以有市场来决定，但是社会福利收入（医疗、教育、养老等）不取决于市场而是由政府管理制度来安排。这方面的忽视使张曙光不可能看到社会福利的提高照样能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说在工资不增长下使社会福利提高正好有利于出口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不是我们正想要的吗？
（四），对经济发展的忽视与对经济增长的崇拜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个致命的缺点。它导致把进出口贸易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思想的产生，忽视了作为一个经济体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提高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的唯一工具。一个国家人均货币收入的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对外部性资源的使用。但是这种使用必须是消费增长率大于积累增长率才能说明外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相反一旦积累增长率大于消费增长率时就构成向对方（国外）作出贡献，自己陷入经济福利丢失的陷阱。所以在我们看来，鼓吹我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升值，这种思想是对中国劳动人民的犯罪。
就目前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养老保障的提高来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调整只能构成经济福利的丢失。中央政府应该是在宏观上纠正我们的消费与积累增长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因为这种严重的不平衡导致严重的经济福利损失：1）我国投资增长率在25%以上而消费增长率只有12%强。如果取二者为相等才能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福利损失占GDP8%以上，保守的估计也有万亿人民币。2）由于消费与积累的严重不平衡导致经济高增长中的高成本，加上设备利用率的下降以及自然资源的浪费。这项经济福利的损失每年也不下五千亿人民币。3）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和国内高储蓄的“准国债”，这两种资源没有充分的利用是经济福利的丢失及外溢。因数据不全，无法估计。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4就让经济福利外溢，对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根本对不起全国劳动人民！
（五）结论与建议：
1， 国家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创新，尽快提高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只要提高两个百分点就能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 在短期内政府应以建立全国性的养老保障制度为第一任务。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结束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战略转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3， 建议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RHP）这个标准作为政绩的考核目标。
4， 建议通过内部性宏观调控转入人民币小幅贬值战略。（根据魏巍贤的CGE模型计算。2006，4）人民币贬值5%时，人均货币收入可提高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将大幅度增长：就业方面可提高10%以上。有利于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别，更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