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改革系列谈（3）

    从1989年我国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所谓“民工潮”，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至今已过去10多个年头。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壮年，不仅在城市务工经商，而且打算在城市定居。如何让他们既能够安居乐业，又可以融入到城市，就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大问题。

    能不能同城里人一样，享有社会保障权益，被看作是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重要标示。

    于是乎，社会保险，这个被奉为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化身，很自然地张开了它那并不有力的双臂，开始拥抱进城务工人员。

    从全国范围内看，把进城务工人员纳入社会保险，大体上采取了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可叫做“扩面裹入式”，就是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过程中，将进城务工人员连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一起，直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

    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很早就明确把进城务工人员纳入了社会保险覆盖范围，2000年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时，重点对象就是农民工。国内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省市，一般都同广东省一样，允许进城务工人员参保，重点放在养老和工伤保险两个险种上，凡是同城镇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的农民合同工、农民劳务工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雇用的农村户口雇工，都可以参加养老保险。

    第二种方式可叫做“削履适足式”，就是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一定的修改，适用于进城务工人员。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市和浙江省。

    2004年，北京市制订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自当年9月1日起，所有在京企业、在京施工的外地企业，必须为招用的外地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并缴纳费用，农民工个人不缴费。这两个险种的费用，每人每年约为350元，远远低于城镇企业职工的标准。比如，在医疗保险上，城镇企业职工现行的标准为，企业按工资总额的10%缴费，个人按工资收入的2%外加3元钱的大额门诊费缴费；但农民工不执行这样的标准，而是由用工企业以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费率为工资总额的3%。

    浙江省在养老保险方面，实行“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办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养老金制度，参保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分别降至12%和4%。

    第三种方式可叫做“另立门户式”，就是对进城务工人员“量体裁衣”，专门定制一套捆绑式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代表是上海市和成都市。

    上海市和成都市实行综合社会保险的共同特点是，一是参保属于捆绑式；二是同城镇企业社会保险相比，项目少——“一个保险三项待遇”、费率低——只相当于城镇企业社会保险费率的一半。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率有所提高，但总体上看仍很低。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已近1.2亿人。根据劳动保障部农民工课题组的分析，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 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 10%左右，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几乎为零。即使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工作搞得较好的广东省和大连市，农民工的参保率也仅为20%左右。

    正当社会保险“春风得意”之时，一度被它拥抱的农民工，在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退保”行动。

    在广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工“退保”现象并不罕见。在广东省一些地区，农民工“退保”率已经达到 95%以上。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每天都有农民工“退保”，甚至出现了“退保”人数比办理参保的人数还多的现象，农民工“退保”俨然已成“风潮”。

    社会保险本来是面向针对城里人而设计的，并且只适应于有单位的组织化就业人群，却要推向农民工。

    农民工本来对社会保障都有美好的憧憬和急切的渴望，然而，面对繁文缛节的社会保险，稍一接近、触摸，即产生可望而不可及的失落感，甚至惊呼被歧视、被剥夺，继而采取敬而远之、退避三舍的态度。